竟有这样的‘傻帽’?宁死也要捍卫学术尊严
发布日期:2015-06-21来源:转载录入:春雨
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即李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所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学的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

王重民(1903—1975年)字有三,号冷庐主人。出生于河北高阳西良淀村。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敦煌学家。早在保定直隶第六中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1923年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回保定六中筹设团支部,被直隶省军阀曹锟发觉下令通缉,1924年改名为‘重民’,取“国家三宝,以民为贵”之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国文系,专攻文史,致力于古籍文献及目录学研究。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1928年,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将原北海图书馆并入,王重民亦随之进入该馆工作。由于工作努力成就显着,于1934年被派往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在法国和欧洲的敦煌遗书、太平天国资料、明清间来华传教士著述及珍本中国古籍等。二战爆发后,来到美国,将北平图书馆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近3000余种善本书全部制成显微胶卷,并撰写提要,后又为国会图书馆和其它大学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所藏中国善本书,并写提要。在海外数年,他对总共近6000种中国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详细记录了这些书籍的版本特征、流变、作者、编校者及刻工等情况,对古籍研究贡献很大。1947年,王重民回国,出任北平图书馆代主任,并在北大兼职,参与了北大图书馆专业的创办。两年后,中共政权建立。他作为北平图书馆代馆长,负责将全部图书移交给代表新政权的军管会。不久,出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并兼任北京大图书馆系主任。

此时,王重民已是敦煌学、目录版本学、图书馆学等方面公认的权威。但在办馆方针上与主管领导人的思路不同,以至于在处理馆务上的某些设想无法贯彻,在1952年断然向文化部提出辞去副馆长的要求。他的辞呈立即获准,于是在北大专职任教,仍任系主任。

王重民一生从事文史方面许多学科的研究,著述颇丰,共有专着、论文160余部(篇),比如《徐光启传》(1981年)、《李越缦先生著述考》(1932年)等。

1957年,在zg邀请的民主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当时主管图书馆事业工作的领导提出一些应该改进的意见,后来又在中共北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北大图书馆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些批评、改进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同时受到降级、降薪的处分,并撤消系主任职务。

“文革”开始,王重民自然被关进“牛棚”。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王重民因其古籍目录、版本学方面的知识而突然大获‘上面’的青睐。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是“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代表。这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即李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所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学的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文革典型”中的“两校”,“两校”领导人则是“通天”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其夫人刘修业女士后来回忆说:“两校”领导指着王重民,大发雷霆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重民‘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重民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他的冠心病复发,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仍然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离去。这一夜,王重民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缢于颐和园长廊上。”他还留下一封遗书:“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临走前,他还在书桌上留下自己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其妻子事后解释:“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的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

几年前被关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竟然默默忍受。而此时只是开会批判、写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但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伟业。他,容不下权力对学术和真理的亵渎。

在王重民看来,学术上的是非问题,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更值得去捍卫。举目当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还有几个像王重民这样的‘傻帽’?王重民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因此更值得我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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