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野夫:我目睹了父亲在文革中挨斗
发布日期:2015-06-06作者:土家野夫录入:春雨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难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远远看见一大队工人,踏着青石板路而来。他们背着大刀、红缨枪,还有步枪和机关枪,昂首阔步,神气十足。队伍的最前面,走着我的父亲,还有他的一些同僚。父亲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还有个用草绳编的辫子垂下来——

外婆吊脚楼里的童年

我的故乡利川,是偏居湖北西南角上的一个县,“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这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伤心之地。

利川就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偏僻、贫穷而美丽。我出生在汪营镇西流水村,当年有很多边民来镇上赶集,就形成了一条用作集市的古街,大约一里长,铺着青石板路。街边有一条河流,沿河建着许多土家族的吊脚楼。我的童年记忆,就从宁静温馨的吊脚楼开始。

当时父亲奉组织安排去领导一家煤矿,母亲在区供销社上班,我家姐弟三人,就由外婆抚育在古街成长。那个年月是没有电的,吊脚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韵味。每个夜晚我都紧抱着外婆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讲故事的声音中入梦。外婆爱讲《二十四孝》,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日后我方才知晓,一个“孝”字,蕴含着外婆终生难解的痛楚。

外婆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曾外祖父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修习法科八年,回国后任职甘肃高等法院院长。赴任之前,他把外婆许配给天门望族刘家的三少爷。刘三少爷,也就是我外公,当时是黄埔八期的士官生。战乱年代,外婆就这样成了军人的妻子,茫然走向孤独的命运。

关于外公,我只知道他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抗战爆发后,他随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大宅日渐凋敝,外婆带着我母亲东躲西藏,靠捡棉花纺纱度日,饱受乱离之苦。终于等到日本投降,外公衣锦还乡,以少将军衔驻守武汉。本该阖家团圆,谁料外公早已重新娶妻生子,不认我的母亲,还逼迫外婆离婚。母亲性格刚烈,坚决改名换姓,以示与外公恩断义绝。而善良温婉的外婆,为成全外公的功名家庭,放弃钱财补偿,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族人皆知外婆贤德,因而挽留被弃的外婆住在破败的老宅,寡居的外婆,依旧恪守着刘家媳妇的孝道。1948年,外公奉命移师恩施,中途遭遇伏击身亡。灵柩运回武汉,外婆亲往扶柩。她没有一丝怨恨,默默将外公埋进了刘家祖坟。

这些悲苦往事,幼年的我哪里会懂,只有外婆慈爱的目光印入心底。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深入骨髓的品质,她永远对人恭谨热情,街坊无不称道。古街上住的几乎全是弱势群体,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外婆看到街上的小乞丐,都让我拿点饭送过去。结果幼小的我也学会了乐善好施,看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并不知道自家日子其实也很窘迫。有时母亲看不过去,说我两句,外婆依旧维护着我小小的自尊。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相信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其实外婆骨子里是个读书人,如果不是旧式家庭不看重女儿家的教育,她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才女。我看见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也拿她的剪刀比划,缠着她教我。印象中,那是外婆第一次神情严肃起来,她对我说,男人不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以后学什么好呢?外婆说,可以去学法律———她未必真正理解她父亲在日本学的法律为何物,却相信这个世界需要法律来主持公道。

可惜公道难求,“文革”的暴风骤雨,打破了古街的宁静。我的童年,在四岁时戛然而止。

噩梦 革命好像惊悚剧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难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远远看见一大队工人,踏着青石板路而来。他们背着大刀、红缨枪,还有步枪和机关枪,昂首阔步,神气十足。队伍的最前面,走着我的父亲,还有他的一些同僚。父亲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还有个用草绳编的辫子垂下来——在四岁孩子的眼中,这是一个滑稽的扮相,我以为是父亲在率领着这支队伍,于是兴冲冲地跑回家报信:外婆,赶快上街看呀,太好玩啦!

但是,我看到了外婆和母亲的泪水。外婆将我紧紧抱在怀中,我懵懂地意识到,原来这并不好玩,灾难降临了。

父亲只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在1966年夏天的烈日下,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弯腰跪在批斗台上。所谓批斗台,是在街上新修的石阶,模仿延安宝塔的造型,上面写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父亲汗如雨下,母亲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给父亲送去。我从大人们的脚缝中奋力钻过,终于接近父亲,却被押着父亲的人一把夺去瓶子,摔碎在石阶上。

我家理所当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缝纫机被搬走,辱骂母亲的大字报贴满门窗,两个姐姐失学,还有人把机枪架在我家门口恐吓。现在我说自己的童年结束在四岁,是因为在那以后,我不再天真快乐,耳闻目睹的太多恶行,让我变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们会认为,越是在民风淳朴的底层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是充满关爱。问题是,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对“阶级敌人”的友善,会给自身带来危险。你必须表现出人性中的恶,否则自身难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济、对我家感恩戴德的乡邻们,突然都横眉立目。我看见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和大刀,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乡民,一夜间都变成唱戏的:他们粉墨登场,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斜挎着盒子炮,在街上巡回来去,像是在彩排一出惊悚剧。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镇上流言纷飞,某天传说四川万县的造反派要来血洗利川,人们就架起了铁丝网和机枪,还在国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报尖叫,说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要我们全体钻山洞备战。还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一群饥饿的知青,洗劫了镇上仅有的一家饭馆的馒头。于是全镇老少大打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把几十个知青全都打倒在街头。

还是说回我自己吧。念小学时,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生性调皮,班主任不喜欢我。于是到小学毕业,学校就不让我继续上初中。没办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发表过一个中篇《少年樵夫》,说的就是这段生活。你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为何要与一个小孩子为难,我差点就变成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混混。母亲一生不低头,唯独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长。是母亲屈辱的泪水,使我重返课堂。

父亲 罪恶也可以原谅

从小就目睹这么多暴行,我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恶人?今天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成长道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侥幸。“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千古争论的话题,我倾向于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善也有恶,一切取决于家庭和社会的教化。在非常年代,即使我们那种偏远的小镇,也会变成血腥的杀场;即使我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也险些变成内心充满仇恨的暴徒。

镇上被斗的不是只有我家,当时镇长姓段,他儿子是我同学,所以我知道他家的一些遭遇。有一天早晨,镇长正在扫地,一个造反派端着步枪闯入他家。

大约是喝醉了,造反派喊:“抬起头来!”镇长就抬起头。“砰”,枪响了。

两人无冤无仇,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王法,没有理由。镇长无端被打了一枪,所幸没死,后来抢救活了。开枪的人也不是没事,后来判了几年刑,刑满也就放回来了。可是这件事启发了我:原来开枪可以肆无忌惮。

我想起自己也有枪,一把玩具枪。

这把枪是父亲给我买的。上世纪60年代,孩子的玩具枪还很简陋,只是一种有弹簧、可以发射黄豆或小石子的简易装置,也就三五米射程,杀伤力没有,顶多也就把你打疼一点。可是我拿着这把枪干了件大事———我往枪管里装的不是黄豆或石子,而是满满一管石灰。

当时镇上有个“孩子王”,他父亲是革委会主任。这个革委会主任是斗过我父亲的,他的儿子也经常在街上欺负我,见到我就骂我是地主的孩子,高喊打倒我父亲的口号。于是那天我往玩具枪里装满石灰之后,就像古典小说里写的那样,“手有利器,心生杀机。”

我找到那个孩子,对他喊:“抬起头来!”他应声抬头,我扣动扳机,“砰”。

一枪管石灰,近距离打在他眼睛上,就只听一声惨叫,继而是痛苦的大哭。大人们蜂拥而出,把那个孩子弄到医院去清洗。我看着袅袅冒烟的手枪,呆立原地。

最后总算是没有瞎掉,如果他瞎掉的话我还不知会怎样。回家后母亲将我一顿暴打,打完丢下一句话:“等你父亲回来再收拾你。”

父亲还在矿上,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我整个月都像等死一样,因为知道父亲打人是很厉害的。到父亲回来那天,我老老实实吃完饭,站到父亲面前,准备挨打。

父亲脸色铁青,问我:“为什么要打人家眼睛?”

我说:“因为他见到我就喊口号,要打倒你。”

我等待中的一场暴打竟没有发生。父亲沉默了。也许在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儿子的心情。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儿子由于父亲的原因受到侮辱,他却没有能力保护。

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去睡吧。”

那也是我对父亲的第一次理解。多数做父亲的人,见到儿子闯这么大祸,肯定要打。可是父亲没有打我,那一刻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内心充满了对我的怜爱,还有歉疚。在某种意义上,罪恶也是可以被原谅的。

复仇数风流人物,沦为炮灰

开枪事件就这样过去了。我没有受到父亲的责罚,但是可以想见,他和母亲背后一定替我承担了很多,比如赔偿,比如挨骂,比如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切都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发现,古街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一枪打倒了街上的孩子王,我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新的孩子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考上大学,依旧是打群架的好手,挥手就能招来几十个小弟。而且那时候我们打群架,已经开始动刀子了,我身上现在还留有当年的刀疤。在1983年“严打”之前,社会上确实常见打架斗殴,整整一代年轻人在“文革”中成长起来,骨子里积淀了太多的恶,就会出现群体性的释放。

不过我使用暴力有个前提,就是绝不欺负人。我打群架都是因为某个弟兄被人家欺负了,我才会带着人去找他们算账。纯粹使用暴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头脑,有是非观,才能赢得尊重,中国底层社会的秩序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得不承认,众生有差异,平等只在精神层面上存在,现实中每个人生下来就有血统、性格、环境、文化的差异,我们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一些人跑得快些,就在宗族中掌握权力和财富,享有威望,同时承担责任,维持基层秩序,这就是几千年来的乡绅自治。而一场“文革”,用血腥暴力的方式重新洗牌,把所有人打回原点,乡绅阶层被作为“阶级敌人”消灭了,一切秩序重归混沌。

20岁那年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某个黄昏醉醺醺地穿过古老的街巷。1982年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佝偻苍老的男人,我认出他是童年的仇人。五岁,对,五岁我就记住了他凶神恶煞的面孔。这人是个造反派头目,打过我父亲,还曾经弄个歪把子机枪架在我家门口。幼年的我只能躲在外婆膝下瑟瑟发抖,害怕那像喇叭花一样的枪口突然喷射火焰。现在,我长大了,身强力壮,而他已走向暮年。酒精点燃了我的双眼,我发疯般地扑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拳脚相加。

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但是翌日酒醒之后,我感到内疚,于是开始暗中观察他的人生,我才发现这个仇人其实可怜至极。他姓周,本是我父亲所在煤矿的普通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家庭负担沉重。工人阶级虽然号称领导“文革”,但他还是必须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的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当领袖号召他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于摧毁一切。

不幸的是,当疯狂的时代终结,像他这样的“风流人物”只能沦为炮灰。他被煤矿开除,成了拉板车运石头的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他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乡村里一个男人变成残废,就意味着整个家庭垮掉,以至于他的女儿不得不去卖淫。他抱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投身革命,却换来无尽的苦难。这个国家愚弄了自己的子民,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现在还有没有可能,把被打碎的民间传统找回来,重新建立基层的秩序?我相信可能,但是一定需要若干年的努力。历史的进化不可逆转,只是具体时机出自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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