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截访干部的忏悔录
发布日期:2015-05-26来源:微信录入:春雨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截访工作的? 李崖:2004年。04年到08年是一个高峰期,每年我坐车去北京十几次,开车去北京也有十几次。那几年的五一长假、十一长假包括农历小年我全是在北京过的。

   李崖:河南南部某县乡镇干部,1996年入伍,2011年转业至乡镇工作至今,曾任信访办主任,综治办副主任。

   姓名:李崖(化名)

   职业:底层公务员

   经历:04年到08年,长期参与当地政府的截访工作。

   废除劳教还律法尊严劳教制度的存在,已经明显跟不上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废除劳教势在必行。

   1、我们跟黑保安、信访局外面的小旅馆都有合作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截访工作的?

  李崖:2004年。04年到08年是一个高峰期,每年我坐车去北京十几次,开车去北京也有十几次。那几年的五一长假、十一长假包括农历小年我全是在北京过的。

  我一个人连夜不休地开辆大面包车,开一千多公里到北京。如果能搞定的话,就一天不休息当天拉回去。那时我还没有驾照,现在也没有。因为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块钱,办个驾照要两、三千块,我一直舍不得花那钱。如果搞不定的话,就去雇几个安元鼎黑保安帮我们把那几个人揍一顿,再弄上车。

  记者:您怎么与那些黑保安取得联系?

  李崖:平常他们同我们,以及信访局周边的小旅馆都有合作。相互之间留有电话。一些黑保安经常在国家信访局外边那些小旅馆里转悠。

  比如哈尔滨南岗区有情况,小旅馆发现以后马上与保安公司联系。保安公司很快将信息反馈到南岗区的值班人员那里。值班人员去到现场核实身份,确定是自己那边的人,再将人带走。04年的时候,一个人头的线索费大概要给保安公司一百块钱,现在都到两三百块钱。如果让保安送的话,是按公里收钱的,像哈尔滨送一次恐怕得好几万了。  

  2、信访局外面大面包车里的警察都是冒充的 

  记者:你截访的时候给那些黑保安多少钱?

  李崖:我截的时候便宜,如果仅仅是帮着把人打一顿,弄到我们车上的话,一个人两三百块钱就行了。如果要他们出车送的话,一个人在两千块钱左右。现在这些活儿都还在做,像国家信访局门前停的一些大面包车里那些穿着类似于警服的人,身份都是冒充的。

  记者:截访的其实不是警察?

  李崖:就是黑保安。有的是自己买一辆大面包车,找几个退伍军人、地痞流氓干这行当。驻京办人员把人控制好以后,送到小旅馆,小旅馆负责24小时看守。这种事情现在还是很多,根本取缔不了。黑保安、看守上访群众的黑旅馆,国家打击了这么多年,不少反多,他们越来越分散,越来越隐秘,截访技术也越来越高明。 

  3、被控制的上访人员吃住很差,根本谈不上有人权 

  记者:上访人员的吃住有人管吗?

  李崖:我们管,但吃的很差。就一颗白菜切了放点盐水,几十个人吃,米饭全是几毛钱一斤的旧米。小旅馆里住的话,男女上下铺,都在一块,一个房间十几个人,厕所门都是坏的,根本谈不上人权。

  某个县某个乡的驻京办人员把上访者控制了以后,会通知这个县上访者户籍乡负责的过去接人。过去接人的话,就得把驻京办人员控制人所花的费用和小旅馆的费用返还给他们。现在一个小旅馆关押一位上访群众一天的费用大概要两百块钱。这两百块钱中就有驻京办工作人员的五十块钱。

  或者是我们在火车站蹲守,发现是我们的人把上访者控制起来再送往小旅馆的,我们不会给小旅馆钱。当地乡镇领导派人来把上访者接走时,一天需支付两百到三百的费用。这个费用当中,小旅馆再一个人给我们五十或者一百,算是回扣。 

  4、截访四道关:车站蹲点、局门口把守、保安拖延、不给领表 

  记者:在北京站蹲守的时候,您怎么能够发现他/她是来上访的呢?

  李崖:第一是当地会有一些资料。当地的干部也知道哪些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专门花钱安排内线打听他们的动向。比如明天是礼拜一,礼拜天晚上估计会有哪些人到北京去。这时我们就安排人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蹲守。有一些长期的上访户我们都认识,这样的蹲守能截获一部分人。第二是察言观色。因为干得时间长了,什么地方的人,衣着打扮什么样子,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有时候上访群众也有自己的习惯,到长途汽车站以后再怎么往信访局去,都有规律可循的。再者一些看上去比较可疑的,我们跟他们聊天,一说话漏出什么地方的口音,马上能判断出来。这截访的第一道关就是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的查人。

  第二道关是国家信访局周边的把守。我们会看衣着打扮,上去碰他一下,问他住不住小旅馆,吃饭了没有。他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能判断出他来自什么地方。认识的上访者,算落个人情,不认识的话,得给我买盒烟去。

  第三道关是信访局门口的保安。他们会严格盘查进入人员,发现上访的人会在那儿装模作样地看材料,核实他的身份证以拖延时间。在这个间隙,就会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保安举报的,我们要给保安一百到两百块钱的举报费。

  如果要是进去了,还有第四道关口,就是领表。现在严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以前管发表的卡着表不给上访者,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进去领人。费用也相应高一些,得几百块钱。最花钱的就是到里面登记了需要我们销号的那种。有时候几千块能搞定,但敏感时期,比如开十八大了,有个信访登上了,得花掉好几万块钱。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些非访事件,比如他带着材料上中南海门口去了,上天安门广场去了,被人家发现了,这个花钱老厉害了。像到天安门广场,被天安门派出所的警察发现了,人家不跟我们说,人家直接与中央联系,然后再通知我们。本以为这个环节应该是不用钱的,但每次一个人头就要花掉一万到两万。 

  5、内地上访高发乡镇一年维稳费要一百二十万

  记者:你们现在一年花在维稳上的费用有多少?

  李崖:现在像内地上访高发区的乡镇,一年的维稳费用大概在一百二十万左右。有的县估计花费近一个亿,市里面更厉害。我们现在还少一点,以前高发的时候,一年在一百万左右。县里面一、两个亿。

  记者:怎么会花到这么多?

  李崖:驻京办原来是买个房子,办个酒店。现在牌子换了,人员还都在。一个酒店有服务员、有餐厅、甚至还有洗澡的、按摩的……有时候领导也要再用用。前段时间网上有一则信息,说一驻京办招按摩小姐。驻京时间长了,这些都是现实的需要。

  6、维稳是驻京信访工作小组的重要职责,也是捞钱的重要渠道  

  记者:你们每次去北京会带多少钱?

  李崖:以前五千,现在都要一、两万的。驻京的信访工作小组人员敲诈得很厉害。比如说,他在信访局门口发现的人,他会骗我们说,这个人已经进去领表了,我们为了销这个号花的好几千就进了他的腰包。有时候还会骗我们说,上访者是被警察发现的,那费用就更高了。其实北京的警察,我觉得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的。他们发现上访的群众以后,会联系当地驻京办人员带走,一般不会要钱。但是各地的驻京办都会说,这个被警察发现了,警察要多少钱……他们现在普遍都这样干。

  我和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接触过,我们有一个上访群众跑到天安门广场,被他们控制了。当时是我和他一块去的,及时到那儿处理了以后,我买了两条烟人家都不要,说基层干部挺不容易的,你们把人带走控制好,别在这边闹事就行了。他们主要担心上访的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人家没有要我一分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有一些警察是不要钱的。

  记者:驻京办的职能有哪些?

  李崖:驻京办的职能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负责部分领导到北京游玩看病的接待工作;另外负责请客送礼,联系北京的各部门。其最重要的职能还是维稳,发现当地的上访群众,及时控制并安排带回去。

  记者:既然维稳是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钱呢?

  李崖: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们在北京受条件的局限,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搞钱。  

  7、花二十万买个乡长、局长,我都不想了

  记者:你们县在北京有驻京办吗?

  李崖:有,有十几个人在京常驻,正科级单位,有专项经费保障。平常有人上访了,就过去接。每年敏感时期再加派人到北京。十八大期间又加派了几十个人到北京去值班。

  记者:值班是什么样的概念?

  李崖:就是蹲守。这么冷的天,穿着棉衣,拎个茶杯,搬个凳子,坐在信访局的附近。我曾经幻想有朝一日能当个乡长,当个局长。在那里蹲守了好几年,这个愿望也一直没有实现。之前说驻京干部做维稳工作,干个几年的话,回来可以给你提拔。但后来政策变了,提拔有名额限制。04年的时候,这需要给领导送五万块钱。

  记者:这个是明码标价吗?

  李崖:也不是标价,什么时间什么行情。04年五万,08年就得十万,到现在二十万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块钱,所以这个价钱不论何时我也是拿不出来的。尽管我在同一批的干部中,绝对是最优秀的。不管是写东西,处理一些基层矛盾纠纷,还是忽悠上访群众都难不倒我。但直到现在我还在乡下混。

  记者:在您之前有成功被提拔案例吗?

  李崖:提拔的?在我之前全部提拔了。我是04年县委书记安排的人,到该提拔了,县委书记换了,他又安排了一批人。在交接的过程中,两批人发生了冲突。受到名额的限制,加之当时生活困难——上有老,下有小,父母身体也不好,一年的工资就一万多块钱,要搞五万块钱送礼是不现实的。

  记者:您当时怎么申请干这个活呢?

  李崖:这个不是申请的,是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进入了这个行当。记得03年有个村的地让某企业全部占了,村里面七八十个老百姓对着我们乡党委书记骂,好几个差点动手了。乡里面十几个干部都处理不了这种情况,我在那跟群众谈了谈,群众就不闹了。这个时候领导就发现了我。你知道从部队回来的干部,受了多年部队的教育,做政治思想工作忽悠群众还是有两下子的。领导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天赋以后,就陆陆续续的让我去截一些比较难缠的上访群众,后来就成了专业的截访户。一些其他乡镇的,甚至是县里面的信访大案,我也经常参与处理。当时一心想向领导表示忠诚,幻想有朝一日能被提拔,现在想都不想了。 

  8、打自己县的人怕被告状,所以就和其他县的交换着打  

  记者:能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一次截访打人吗?

   李崖:有次我们县里面去了几个年轻人,我跟这几个年轻人非常熟,没法打。我和另一个县的干部交换了一下,说你把我们的人打一顿,我把你们的人打一顿。他们县里面去了一个老太婆,当时我都不忍心动手,我先和她吵架,吵火了以后,把她按到墙角打了一顿,打得鼻青脸肿的,最后老太婆被当地干部带回去了。

   我跟我们县里的人太熟了,他跟他们县的也太熟了。打的话,怕人家告状,所以就相互交换着打。这也就是对那些“老”的上访户,有那些刚去上访的直接就打了。当时我去截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挺亏的,家里的地被占了,没有拿到钱,她不听话,跑了好几次。我到那里二话没说,刮刮两个耳光,一脚踹地上,然后抓着头发,抬着胳膊,扔到车上,拉着就回来了,回来后直接把她送到了拘留所。一路上十几个小时也没让她吃饭,这是常有的事情。

  9、这么多年截访办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我觉得把我枪毙了也不亏 

  记者: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违法犯罪?

  李崖:当时刚上班,有一些事情虽然知道不太合适,但想着这是政府安排的活,出事了有领导承担责任。有时候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副局长带队抓人,他们动手,我们跟着。截访的过程中,抓人、打人并不稀奇。东北哈尔滨南岗区的维稳干部与我交流时说,这几年心里面都不踏实,压力很大。其实我也一样。

  党的政策,我觉得就我接触到的这个层面而言,市以上的干部绝对是好的。像我们市的一些领导的工作作风,绝对过得硬。到乡、县这两级村长以上的干部,包括我在内,枪毙了都不亏。我觉得这么多年截访做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

  有一位老人,自己家唯一赖以生存的地被占了。他就那一亩地,用塑料大棚种了小西红柿。这个人挺有才的,在自己种植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创造,产出了长相非常奇特的品种。当然卖得价钱也很高。突然企业把他的地占了,赔了他很少一笔钱。他那大棚平时一年收入都要一、两万,好的时候两、三万。地被占了以后,一亩地一年只赔付他八百块钱,两年一千六,还扣了一百七十五块说是税钱。这一百七十五块钱,老人家认为不应该扣。说一亩地政府卖了三十万,这一百七十五块钱你怎么都要给我。但政府那边跟他怄气,就是不给他。老人家就一直上访告状,乡里面到县里面,市里面再到省里面,然后就到了北京。北京不是去了一次,是去了七、八次。每一次截他的费用都在一万左右,到最后拘留他的时候已经花了将近二十万块钱。

  有一次,我觉得这位老人家挺亏的,我告诉他了,要拘留你,你赶紧跑吧。结果他跑了以后没有钱回去了,就在北京捡破烂捡了一、两个月。最后碰见个老乡给了他几十块钱,他这才回得去。但一回去就被拘留了,再后来就把他劳教了。

  我每次踏入这个乡镇就想起那位老人家。我觉得对不起他。劳教是上头下的死命令,但也有机会放他。当时是我带队去抓他的,本想把他放了,但与我同行的有几个是公安民警,还有派出所的所长,人太多了。如果我把他私自放走,有人走漏这风声的话,搞不好回去就要处理我。

  于是他被劳教了两年。刚进去的时候,公安局领导交代了,关禁闭。老人家被关在高一米宽一米的小铁笼里,坐不下去,也站不起来,只能蹲着,关了一个礼拜。这几乎把他搞疯了。禁闭出来继续在里面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些人在劳教所里被打了,其实都是当地政府有所交代的,说这个人好好修理一下,太不听话了,要是放出来以后再上访怎么办。

  以前有一些有理有实据上访的群众,我都是半路或者快到我们县的时候把他们放了。编个理由就说是上厕所时跑了,回去给领导一个交代。至于那些无理上访的就经常带回去拘留。

  拘留的原因,刚才没有说到。基本上拘留的理由全是编出来的违法的事情。比如说让我们当地信访办的驻京人员写个证言,说他在北京上访期间,在信访局扰乱办公秩序,冲击国家信访机关,辱骂国家信访机关人员,严重扰乱了首都办公秩序等,其实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到信访局那个地方去。

  当地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根本不可能到天安门广场闹事,也不可能到中南海冲击国家办公机关,更不可能在信访局砸玻璃,或是辱骂国家信访机关工作人员。全都是编些谎言,好回来办他。按照法律规定,人家在北京违法了,应该在北京办他,而当地公安机关根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处理,但普遍大家都是如此干的。

  10、我曾导演一场大领导接见上访群众的戏 

  记者:能讲一下您最成功的截访案例吗?

  李崖:那是一个集体上访的案件,人员多成份也比较复杂。他们长期上访非得要求见大领导。当时县里面研究,我出了个主意,见的话还不容易,找个大酒店的会议室,派几个人穿着西服打好领带,再找几名武警战士。北京不是有很多租车公司么,出钱租两辆好车,再在北京电影厂门口找一个跟国家领导人长得像的临演。有武警,有穿西服打领带的随从,保安级别搞得非常高,这不就像个国家领导人了吗?然后把群众集中在酒店的会议室里面,就说我们联系到领导接见你们,先县里面的领导讲话,然后市领导讲话,再来省领导讲话,其实都是我们县信访局的人冒充的。领导席坐着好几个人轮番交代,到最后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冒充中央领导的人出来了,说群众们受苦了,我刚出国访问回来,下飞机以后一路上都在看你们的材料,我已经对你们省里面的领导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你们赶紧回去,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台词都是我提前写好的,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水平。讲完这几句他下来跟群众们一个个握手。握手的时候,武警守着,领导握一下,武警赶紧推开。搞得很像,然后领导就走了。群众把他送到楼下,看着领导大车小车,就很放心的跟着我们回来了。回来以后除了年纪大的没有拘留,领头那些人全部送到拘留所。我导演的戏演完了。

  记者:您为了国家的维稳事业也是尽心尽力啊!

  李崖:当时确实是想了一些办法。有时候我晚上一个人回酒店,也会坐在那儿哭。在部队的时候,我父亲脑干出血,我从部队坐火车回来一路上都没有哭,到家以后看见父亲也没哭。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从没哭过,却因为截访哭了好几次。整天不得休息,谈了一天还谈不好,太累了。家里面媳妇刚生了小孩,孩子还没有满月,媳妇的身体也不好,我怎么能不着急?  

  11、上访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记者:他们这些上访群众,到北京上访有没有成功的?

  李崖:基本上没有。因为北京不管。我个人认为,到北京上访的,有一半的老百姓确实受到了欺负,剩下的一半不是无理取闹的,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一些领导长期的麻木不仁,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慢慢拖大。

  记者:他们到北京上访,即使不成功还是锲而不舍的要去?

  李崖:因为北京是唯一的希望。这里有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只好把希望寄托给北京解决。如果当地稍微有一点势力的,根本不需要上访,上访的全是一些没权没势的老百姓,社会最底层没有能耐的才去上访。

  记者:这么说,上访是没有用的?

  李崖:没有用。即便在国家信访局登记上了,国家信访局把这个批到省信访局,省信访局批给县信访局,县信访局再给到某乡镇或某街道办事处,还是要由他们解决。他们随便搞个虚假的汇报材料,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调查处理的,根本不需要真正去处理,这个事情就算完了。就这么简单。

  记者:正常的信访渠道是什么呢?

  李崖:就是逐级的反映,有什么问题到乡里面说,不能越级,不然就要被拘留。很小的一个问题,这个村的生产队队长不想给老百姓解决,老百姓都有可能长期去北京上访,一直上访到死。其实怎么上访都没有用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2、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

  记者:你们做截访,有没有想着借此发一笔小财?

  李崖:我从小在山上放牛,而后在部队接受教育,为人民服务,对党也很忠诚。我在截访的过程当中,绝对没有赚钱,大多数情况下是倒贴钱的。当然算总帐的话,我也不会赔钱。但这份工作让我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我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上面了,到现在一事无成。

  记者: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种截访方式是不对的呢?

  李崖:当时有这种想法,这是领导下的命令,出了事情应该会由领导来担当。但是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曾经我在河北涿州截一个上访群众,我把他控制住以后,领导说他这么不听话,要打。他也有反抗,我就打了。涿州服务区有人看到报警了。当地把我拘了,竟没有人来管我,我在那里被关了十几天才回去。然后人家告我,我又自己出钱赔了医疗费用,本来说好的领导拿钱,也没有拿。真正出事没有人管,政府是最会忽悠人的。

  我记得我们县委副书记与政法委书记给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拿钱办事,谁不会办。不拿一分钱把事情办成了,你才是英雄。当时我还很受用,表扬我不拿钱就能了事,这个才是我们的人才。是我太傻了。  

  13、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

  记者:现在遇到上访群众还打吗?

  李崖:现在怎么说呢,不是我的村子,我不再管了。我以前当了几年信访办的主任,负责一个村子的事情,碰到官民的纠纷,我和领导们也是尽量协调。一些领导一成不变的思维,根本不可能给老百姓解决任何问题。

  记者:那怎么办呢?

  李崖:拖着。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甚至拖到老百姓死了。有一个老教师,因为家里宅基地的事情,与当地相关部门扯皮,最后还在告着就过世了,这个事情也就再没有人说了。  

  14、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

  记者:以您的经历,一般上访人员的诉求是什么?

  李崖: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一些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同群众产生矛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不会与官斗。举个例子,我家里面几亩地,全部办成企业了。刚开始一亩地赔个三百五十块钱,但现在这个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家老小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要上访的话,人家认为你有嫌疑,是无理上访。

  当然有一些人的无理诉求通过上访也被解决了。县乡里面与领导攀得上关系的,领导会故意让他自己的人上访,然后给他解决不合理的诉求。刚解放的时候,怎么没有人上访?那时候人有信仰,现在群众的信仰已经完全缺失了。那时候人幻想有一天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奔小康,但现在这些东西根本不敢想。基层公务员德行不好,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记者:您的信访办主任怎么被免了呢?

  李崖:我自己不干了,没法干了,我曾经一段时间都患有抑郁症。

  我跟你讲讲基层公务员的品性吧。我们那里有个干部,没有考上乡里面的公务员之前,娶了个媳妇。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是高中同学,又一起考上大学。这个女孩子为了供男孩去读书,自己就弃学打工了。后来男孩大学毕业在乡镇参加工作,他与这位女孩结了婚,女孩怀孕了。但为了自己的仕途,男孩选择与女孩离婚,孩子也流产了。最后他娶了副县长的女儿,现在提拔成副乡长了。

  一个残疾人,拄着拐杖,找他反映了一个给支部书记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他却一脚把人家的拐杖踢翻,残疾人躺在院子里半天起不来。我上去给了那个男孩一个耳光子,他让派出所把我抓了起来,关了我一天。你说这怎么干得下去?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我都不愿意到单位去了。我是这个群体当中,稍微有一点点良知的人。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曾经义无反顾地干过那好些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哪能算什么好人?但我以后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帮助老百姓,来抚平我心里的不安。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15、我对这群人(官员)彻底绝望了  

  记者:您知道老百姓对你们的评价么?

  李崖:我知道,怎么不知道啊。一般骂的多。

  记者:他们对您的评价,您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李崖:和群众接触时间长了。有的背地里骂,有的当面都在骂。

  记者:其实你们心里压力还是很大的。

  李崖:那几年,我孩子出生以后,媳妇说我,你当时不买官,现在没有一点希望了。04年的时候,我自己连房子都没有的住,上哪儿找那么多钱买个官当?08年的时候不可能,现在要二、三十万就更不可能了,再过几年估计要四、五十万了。

  记者:您的媳妇怎么看您的工作?

  李崖:我媳妇现在也不指望我当官,能养家糊口就行了。只要别出什么事,其他都不再说了。因为媳妇也在政府部门工作,她同事的老公全都当局长乡长了,平常出门都自己开车,有的甚至开保时捷,那些一百多万的车。媳妇现在还骑着四、五年前买的电动车。

  有一年冬天我的孩子上幼儿园,那天风雪很大,在幼儿园门口我和孩子同时摔倒了,孩子哭了。后面有两个和我同一批在北京截访的干部,其中一个当了某局的局长,他们的司机下来送孩子,他们就坐在车上笑话我。

  我摔倒的时候,为了保护孩子不受伤,把自己的头摔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但没有下来帮我一把,还在看我的笑话。当年在北京的时候,他们有比较棘手的信访案件需要处理,我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帮过他们。现在看来,我对这群人彻底绝望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要不是想着媳妇和孩子,我真想找辆车撞死算了。以前还希望有朝一日我这个从山里面走出来的孩子,可以光宗耀祖,当个乡长什么的,现在只想为家人活着就算了。  

  16、网络改变不了基层的东西

  记者:您觉得网络发达以后,这种上访的人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少?

  李崖:你说的是就高层而言,这对基层的大环境没有影响。因为一部分老百姓家里没有电脑,甚至他们就没有听说过网络这个东西。在农村,能够上网的人很少,孩子们七、八岁就不上学了,有的甚至出外打工。那些真正被发表出来的农村故事,背后一定有东西在支撑它。比如说某个报社或某个网站的编辑在跟进报道。而99.9%的事情在基层就被封锁了,是不可能让媒体知晓的。

  记者:这么说网络并没能改变这种信访的方式?

  李崖:网络改变的是一些县以上干部的作风问题,县以下的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他们没有被网络监督,没有被网络制约,他们不怕这个。网络或许改变了部分高层的东西,但深层次的尚未能撼动。这样的情况,估计还要持续上一段很长的时间。究竟会要我们等多久?我自己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没有相对应的监督与制约,又不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怎么可能会改变?其实老百姓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数人长期被压榨、被欺凌,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

  我自己在农村工作,与一些孩子接触过。问那些上小学的孩子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有的说长大在建筑队做大工。因为他爹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负责给砌墙的人运板砖拎泥灰桶,一天只有一百块左右的收入。他希望做到大工,可以去砌墙,一天拿个两百块钱,比小工多一倍。没有人说要当人民教师什么的,他们没有那个理想。和我们村的孩子相比,我应该知足,能从大山里走出来,我或许比他们强了那么一点。 

  17、国家信访制度必须改革  

  记者:有没有想过当时不做维稳干部,也许就可以走别的道路?

  李崖:除了处理一些信访案件的维稳过程让我觉得对不起群众以外,走这条道路我没有后悔。当初我们那个小山村,一百多号人,现在是公务员的就只有我一个。每次过年回家我还是有一点成就感的。而我的生活也随着我选择的路改变了,总比那些常年出去打工的同龄人强。

  记者:您觉得怎么能够解决这种上访的恶性循环?

  李崖:我觉得国家信访制度必须改革,包括一些问题处理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大的肿瘤了。这种模式一成不变的话,以后面临的问题会更多。因为资讯越来越发达,真相也越来越近了。以前为什么信访问题没有暴露,因为老百姓不知道维权,现在老百姓意识也强了。我个人认为,县乡两级的臃肿机制必须改革。基层领导花钱买个官,图什么?当然是尽快捞金回来。他捞的这个过程,不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他还巴不得群众去上访,利用截访处理这件事情还能再捞一点钱。这里的“水分”很大。

  比如一位群众到北京上访了,一个乡镇的副乡长去接,他就有可能和驻京办串通了,说这位群众在北京,在中南海门口被警方控制了,得赶紧和谐。如果要是人家通报的话,要免我们乡党委书记,处理我们的县领导,花钱消灾,这个过程就能骗好几万。以04年当副乡长要花五、六万的行情,如果这样搞个两、三次,就捞回来了。买官的都是一些没权没势的人。真正有实力的,跟哪个县长是亲戚,与哪个局长有关系,一般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因为他这个利益是相互调配、相互均衡的。你在你那个局把我的侄女安排了,我在我这个局把你的外甥女安排了,这是资源互利。一个局的局长,他的孩子、侄女、外甥女就可能全部在一个县里面的公检法财政等要害部门。一个县的财政命脉基本上都被几个家族控制着。这种体制不改革的话,今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习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明确表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我们希望截访、截访干部这些严重违法现象能成历史。感谢小石先生的精彩提问,也感谢李崖(化名)的回答。

    文章来源:公法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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