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忆文革武斗: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发布日期:2015-05-14来源:新浪博客作者:杨里克录入:春雨
我也杀过人。40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国的武斗狂潮中,我们几个红卫兵造反派枪杀了一个对立派的“俘虏”。食指轻轻一扣,哒哒哒,对方就完蛋了。简单。 事后,我当众发表感慨:这年头儿,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40年了,很多事已经淡忘、淡化,但杀人的事我忘不了。

    我杀过鸡。杀鸡时,要左手抓牢鸡,右手扯去鸡脖子上的细毛,找准鸡的颈动脉,稳准狠地一刀下去。待鸡血喷涌时,将鸡头朝下,滴干净血,完事儿。问题是鸡会垂死挣扎,拼命扑腾;有时下手不准、不狠,事情就有点儿麻烦,一只鸡半天杀不死。

  我也杀过人。40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国的武斗狂潮中,我们几个红卫兵造反派枪杀了一个对立派的“俘虏”。食指轻轻一扣,哒哒哒,对方就完蛋了。简单。

  事后,我当众发表感慨:这年头儿,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40年了,很多事已经淡忘、淡化,但杀人的事我忘不了。为此,我已经受到过严厉惩罚。40年了,没人愿意让你提起,现在可以说了。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我向亡灵表示深深的、深深的忏悔。

  1966年,我在四川西昌高中读高三,刚刚通过毕业考试,就遇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由于家庭出身是工人,怀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文革”一开始,我参加了保皇派红卫兵群众组织。很快,保皇派就被造反派彻底击溃,土崩瓦解。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蛊惑下,我随即参加了造反派。西昌地区成了造反派一统天下。但在如何对待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结廷的问题上,西昌地区的造反派分裂成两大阵营,互相攻击,内斗不止,上纲上线,日趋激烈。

  对立派背后有西昌军分区暗中支持,我们这派背后有铁道兵部队暗中支持,双方相持不下,互不相让。从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石头、棍棒、钢钎、藤帽,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真刀真枪从哪里来?到解放军那里去抢!抢枪那么容易?其实,有的是“明抢暗送”。

  西昌地区1967、1969年爆发大规模武斗,事后统计,死伤2000多人。

  就记忆所及,我知道的因武斗而死的人员,列举几例。

  (1)张同学之死。张同学是烈士遗孤,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好像没有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就算运动初期参加派性组织,也不是活跃分子,后来也是一个“逍遥派”。1967年的一天他到学校去,据说是去问烈士家属抚恤金。结果被盘踞校内的武斗人员(全是初高中学生)抓住,不由分说,关押几天,拳脚相加,活活打死。死后无人追究,不了了之。

  (2)秦同学之死。1969年我们到西昌地区所属一个县份去抢枪。在武斗激烈的混乱形势下,部队将枪支弹药埋入地下。我们有100多人,漫山遍野,盲目搜寻。后来在部队“内部人”暗中指点下,终于找到一些埋藏地点,抢到部分枪支弹药。枪是战士的生命,部队组织众多士兵包围我们,企图将被抢的枪夺回去。我们在汽车上,一边向士兵头顶上方开枪射击,一边加大油门,强行突围。慌忙之中,汽车开错方向,来到河边,熄了火。而解放军大队人马跟踪而至。情急之下,弃车而逃,徒步涉水,冒险渡河。悲壮之情,颇类“八女投江”。我们几个同学手牵手向河里走去,有的背着枪,有的扛着子弹箱。走到河中心,突然遇到一股湍流,将我们四五个人一下冲散了。我当时肩扛一箱子弹,斜挎一支半自动步枪,一下就沉入水底。只好扔掉子弹箱,拼命游向对岸。上岸之后,发现半自动步枪也不见了。秦同学沉入水中后,再也没露面。

  (3)崔同学之死。1967年,在一次抢枪行动中,小崔同学被军火库守卫用棍棒(或枪托)击中头部,当即身亡。他是初中生,年仅十四五岁。

  (4)武同学之死。武××是初中生,西昌军分区司令员之子。1967年某天晚上,坐在汽车上强行冲关时,被我方乱枪击中,当即死亡。

  (5)王同学之死。王××,女,我校本派同学,瘦小孱弱。被女友玩枪走火,面对面击中。临死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其父为本派“铁杆”,在亡女追悼会上说:“可惜她没有死在文攻武卫、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火线上!”

  (6)王同学之死。王××,男,本派初中生,派头头儿。被对方制造的大楼爆炸压死在底楼。

  (7)卢同学之死。卢××,本校同学,对立派头头儿。被他的初中生“警卫员”面对面擦枪走火击中,当场死亡。

  (8)“小长生”之死。“小长生”,英俊少年,活泼可爱,面红齿白,人见人爱。他是我方某派头头儿的警卫员。在一次坐车经过我方关卡时,被我方守卫误会,中弹身亡。

  (9)武氏兄弟之死。武××,工人,我方武斗队员。浓眉大眼,气概不凡,敢作敢为,胆大包天,一看就是武松式的英雄人物。1967年某天晚上,护送我方某派头头儿返校时,被我方警卫误会,慌乱之中,开枪击中头部,掀去半边头盖骨。英雄气短,令人扼腕叹息。武××死时年方 20来岁。他有一个弟弟,年仅 10岁。某日,武妈妈牵着他和我方众多群众到西昌军分区门口和平请愿,被隐藏在军分区内的对立派发射的迫击炮炮弹击中,可怜的小弟弟当场被炸死,武妈妈也被炸断右手。武斗结束后,我在街上看见武妈妈靠卖凉开水为生,一分钱一杯。

  (10)张同学之死。张同学,我校对立派武斗头目。威武雄壮,声名远扬。1967年武斗初期,在一次游行示威时,被我方小口径步枪击中头部身亡。

  (11)江浙同学之死。1966年,从江浙一带转学过来一个同学。同校时间太短,已记不清姓名和相貌。1967年武斗中被对方抓住,当场枪毙。大约从那时期起,双方仇恨升级,开始互相“枪毙俘虏’。谁先动手,已经分不清了。在“好人打坏人活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等说法儿影响下,双方都将对方当国民党,往死里打。

  (12)“红背心”之死。1969年,在一次战斗中,我方将对方击溃。对方武斗人员藏匿于当地群众当中,一时无法分辨。但对方有一人身着红背心,十分显眼,被我方从人群中抓出来,当场枪毙。

  (13)女卫生员之死。1969年,一场战斗中,我方击毙对方十余人,活捉一名女卫生员。我方武斗队员欢呼雀跃,围上去动手动脚。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调戏妇女,成何体统?我方头目(在校大学生)见状大怒:“给我拖出去毙了!”结果,不是把流氓毙了,而是将女卫生员毙了。

  (14)尹排长之死。尹排长是“支左”解放军,在派性冲突中被杀,原因不明。我亲眼见过法医检验他的尸骨。

  (15)芦大学生之死。芦是四川林学院我们这派的大学生。1967年武斗时,他率领十多个大学生组成的迫击炮班驻守在林学院内一栋小楼上。一天晚上,对方潜入楼下,设置炸药。一声巨响,炮班十余个年轻人全部死于睡梦中。此事终未破案。

  (16)林大学生之死。林大学生是四川林学院大一学生,西昌人,高我一届。1969年一次武斗,他们那一派被我们击败。他和几个人在掩护撤退时被俘。当天晚上,他们即被枪杀于安宁河边。参与杀人的就有他的大学同学代某。

  以上例子,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或者亲耳所闻的。也许个别细节有出入,大致情节不会错。因为在当时,在地区一级范围内,很多事情都是当即传开,大家都知道的。还有很多血泪故事,回想起来就令人恐惧、伤悲、惆怅、愤懑。那年头,我见过太多的血、太多的泪。泪干了,血消了,人民总是淡忘。“时间永是流逝,街市永是太平”。

  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书面联系过某著名作家和某著名学者,请他们根据我的口述,写写“文革”中的武斗。后来都没有下文。如果有心的作家潜心研究“文革”,收集资料,默默耕耘,定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文革”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千载难逢的,匪夷所思的,波诡云谲的。它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趁现在当事人还在,抓紧时间吧!

  希望“文革”亲历者,都能写下对“文革”的回忆。总结教训,共赴明天。“我经过昨天,我知道明天。”(埃及法老图坦卡蒙语)

  1969年,双方势同水火,都想打垮对方。当然是武力打垮。讲理、辩论都失去意义。当时,每个单位几乎都分成两派。哪派势力大就把对方排挤出去。西昌城中,双方犬牙交错,互相攻战,狼烟四起。

  城中心的大礼堂为对方武装盘踞。地处要冲,对我方威胁很大。“总部”决定武力拔除。

  战斗在上午打响。我们几个中学生在火力掩护下,翻越围墙,进入对方阵地。对方从楼上扔下一颗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只觉得有东西进入我的小腿,并不感到疼痛。顿时鲜血淋漓,我被送往医院。幸好,最大的一颗弹片——葡萄干大小,打穿烟盒,打断指甲刀,打穿军用皮带,进入肚皮表层。指甲刀救了我一命。

  医生手忙脚乱,不知何故没有打麻药就给我扩创,剜去烂肉,取出5、6个弹片。后来 2003年,我出车祸后照片时发现,身上还有两个弹片。它们至今还在我体内。

  在此之前,我还受过轻伤。一颗菜籽儿大小的手榴弹弹片,打入我的右眼角膜。医生在角膜上划了一刀,用吸铁石吸出来。当时角膜上有一道白雾,像白内障。后来自然消散。年轻人,受伤恢复快。只不过,视力变为1.0。

  1969年,在省革委和西昌军分区支持下,对方将我方全部赶出城外。我们四处流窜,抢枪,杀人放火。西昌地区10个县,我们打遍8个。武斗结束后,四川省革委给我方的调查结论是:“走一路、杀一路、烧一路、抢一路。”其实哪派都这样。

  我方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后,兵分两路,杀向西昌(城),口号是“血洗西昌(城)”。进军路上,我们偶遇对方四个武斗人员。当场打死三个,活捉一个。这俘虏叫田德强,中学生,武斗小头目。当场审讯,我做记录。田已负伤,坐在我们面前,非常镇静,令人敬佩。

  田德强见四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便缓缓地主动说他家里还有一支56式冲锋枪,他可以叫人带来缴给我们。言外之意,让我们饶他一命。谁知我们头头儿嘴角一歪,他身边的警卫员立即扣动扳机,“叭”,一颗子弹正中田的脑门心。弹孔正圆,像海豚的呼吸孔。正面没有血迹,脑后没有创口。田一声不吭,身体一歪,慢慢向左侧倒下去,一动不动了。没有挣扎,没有扑腾,没有慷慨激昂,没有任何预兆,一个年轻的鲜活生命,就在我们面前消失。

  可是,大家默默无语,没有议论,没有叹息。这才是最大的残忍。

  武斗中,如同战争一样,谁也不知能活到哪一天。我想,德国纳粹残杀犹太人,苏联红军枪杀波兰军官,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无产阶级专政”杀害张志新、林昭,其具体执行人,可能也跟我们那时一样,没什么感觉。

  后来知道,田德强的同伙中,有一个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马××。他是负伤后举手投降,再被我方当场打死的。我那天正拉肚子,浑身无力,没有冲在前头。否则,我可能能救他一命。在“文革”中,我有三次被对方抓住,其中有两次是被对立派同学看在同学情分上释放的。当然,那时双方对立情绪还没有发展到互相枪毙俘虏的地步。否则,我这种武斗积极分子,被对方俘虏,肯定毙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武斗队占据了××工厂。××工厂是战略要地。对方曾动用大部队,企图武装夺回,被我们击退,激烈的战斗逐渐平静下来。有天晚上,我感到口渴,到工厂食堂找水喝,看见4个武斗队员在悄悄商议什么。

  工厂食堂里关押着一个成都知青,对立派的。他是被当地农民捉住后交给我们的。不知道他参加过武斗没有,据说对当地农民很凶悍。我历来对打、杀俘虏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对他的审讯。只记得他20出头,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但送来时已被暴打过,奄奄一息了。

  我方武斗队员欺骗他说,我们准备释放他。他便强打精神,随着我们蹒跚而行。在漆黑的夜里,周围都是齐腰深的野草,我们一行人向工厂旁的河边走去。他逐渐发觉情况不妙,便开始哀求我们饶他一命,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非常可怜。说着说着就停下不走了。我们威胁他说,不走就当场打死他。

  事已至此,插翅难逃。他绝望地抬头仰望星空,一声长叹:“难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吗?”说完后就再也不说话,默默随着我们来到河边。

  他一个人站在河岸边,身后是4名武斗队员。我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当时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突然,“砰、砰、砰”,几声手枪声划破夜空,成都知青身中数弹,应声落水。沉入水中后,身体又冒出水面,没有任何动静,慢慢向下游飘去。

  这时,我突然冲动,抬手扣动扳机。“哒、哒、哒”!我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4个人吓了一大跳。

  杀完人后,我们5个人默默回去,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我说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地区武斗结束后,当地公检法对武斗情况进行了多次清理。我们偏远地区的人都很老实,只要被传讯,一般都是老实交代。事情很快真相大白。我是“下乡插队落户”后1970年被传讯的。关押了10天,问题交代清楚,就被释放了。当时对“革命小将犯错误”还比较客气。公安人员说:“回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再犯错误。”

  枪杀成都知青一案涉案5人,除我之外:本地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被判无期徒刑,可能他们还有其他更严重的“武斗杀人罪行”。一个“军工”,被军法审判,不知结果,好像被清退回家了。一个成都知青,因他的父亲与公安局长有关系,平安无事。

  当年,我积极投入“文革”洪流,是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满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革命激情,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朝气,渴望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967年,武斗刚开始时,我是怀疑、厌恶、反对的。一度准备逃离是非之地。可是对立派包围了西昌地区,控制了交通要道,我们走到一个县被抓住了。幸好对立派中有一位我的同班同学,悄悄将我们放了。我们只好原路返回。逃离已不可能,被对方抓住必死无疑,最后不由自主地陷入武斗漩涡,被暴力裹挟,不能自拔。

  1969年底,我下乡当了知青。开始还是打算安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们偏远地区的中学生,从小学、中学就经常到农村劳动锻炼,对艰苦生活习以为常,在农村生活也无所谓。我们下乡地点就在当地农村,和北京、上海知青到黑龙江、云南不一样,他们反差太大,距离太远,比我们困难得多。

  但是,知识青年在农村看不到任何希望。农民从来都把知青看作城里人而不是农村人。恰逢西昌地区大招工,我们西昌地区的知青绝大多数当了工人。当工人就应该做个好工人。我刚刚想实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梦想,就被迎头痛击,打入“地狱”。后来,一不小心,居然当了技术干部。从“阶下囚”到“人民公仆”,不啻从“地狱”到“天堂”。

  风雨苍黄60年,我一直喜欢看书、学习、思考、争论,始终保持年轻幼稚心态。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我挨过饿,我知道人权;我杀过人,我知道人权;我当过工人农民,受过剥削压迫,我知道人权;我当过“罪犯”,我知道人权;我当过干部,我搞过腐败,我知道人权;我通过国内书报了解国外信息,我上网,我知道人权。集60多年人生经验,我早就认为,只有民主法制才能救中国。

  这就是我的心路转换历程。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个思考的过程,一个比较研究的过程,一个痛苦的过程。只要不被洗脑,接受现代教育的人,自然会接受现代民主。希望大家都敞开心扉、坦诚相待、畅所欲言、言论自由,世界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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