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张戎谈写作《鸿》: 78年赴英留学生 纪律严格似当今朝鲜
发布日期:2015-03-07来源:Annie的春天公主新浪博客作者:张戎录入:春雨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于1991年首次出版。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它使我成为“作家”。 当作家是我童年的梦,这个梦只是模糊的憧憬,待在潜意识里,没有用语言表达。在我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的作家大都遭到政治迫害,书和笔是危险的东西。文革初期,全国到处燃起烧书的火焰,人们家中的书籍大半化为灰烬。
 
作家张戎
 
敲开记忆的大门,迎来世界的回响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纪念版自序
 
作者:张戎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于1991年首次出版。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它使我成为“作家”。
 
当作家是我童年的梦,这个梦只是模糊的憧憬,待在潜意识里,没有用语言表达。在我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的作家大都遭到政治迫害,书和笔是危险的东西。文革初期,全国到处燃起烧书的火焰,人们家中的书籍大半化为灰烬。身为中共官员的我父亲,在文革中倍受折磨,逼着烧掉心爱的藏书。这是他精神崩溃的开端。我在1968年16岁生日那天写在纸上的第一首诗,就是在造反派闯进我家抄家时,撕碎了冲下马桶的。
 
可是一支无形的笔,仍然不停地在我脑子里划来划去。在下乡进厂的日子里,它伴随我在稻田里洒粪,在电线杆上接线,默默地刻着长文和短诗。
 
1978年9月,26岁的我来到英国。毛泽东去世两年了,中国开始变化。中共自掌权以来,第一次用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选拔留学生。我有幸通过统考,成为四川省九千万人中大概第一个到英国留学的人。
 
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运气,可以自由地写作了----但就在这时,我失去了写作的兴趣。对我来说,写作不可避免地要回忆往事,要在内心重返中国。而我只想忘掉中国,忘掉那些伤心的日子。我来到的地方好似外星,满目都是新鲜。我什么都想看一看,什么都想试一试,只想活在新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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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第一眼吸引我的,是从机场入城后沿街窗台上的盆花与住宅前的花园。记得我到后的第一封家信,几乎都在描述它们。那时中国人的家里没有花草。毛泽东在1964年发话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房屋里的花消失了,学校草坪上的草也被拔去。拔草时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挣扎着掩饰自己的感情,还不断责备自己的“资产阶级情调”。当时中国的孩子都得不停地做这种“思想斗争”。虽然在我离开中国时,种花养草已不再是罪过,但苗圃花市还没有“卷土重来”,一般人的住宅依然灰暗无色,公园也满目疮痍。

到伦敦后,我们住在大使馆指定的住处,第一次获准外出时,我和几位同行者去了著名的海德公园。在一排排栗树的华盖下,在一望无涯的柔软草坪上,我走啊走,怎么也走不够,胸中充满狂喜。我真想张开双臂,扑在草地上,紧紧搂住这块绿土地。
 
那时留学生在海外受到严格管束,每个星期六有例行的“政治学习”。这类在中国早就让我烦透了的活动,在伦敦更叫我忍受不下去。我斗胆向政治辅导员建议,何不把会搬到伦敦植物园去开?年轻的辅导员想来也向往大好景色和清新空气,他居然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同意了。于是,我们这组人,身着清一色的‘毛制服’,便与五颜六色的花朵相映成趣。
 
“政治学习”只是无数捆绑我们的绳索之一。其他的管囚犯似的纪律包括不许单独一人出门,起码得‘二人同行’互相监督。事无巨细必须请示汇报,违反纪律会被马上送回国去,结果不言自明。这些绳索每时每刻都折磨着我。初到英国时,我总在盘算怎样‘破坏纪律’。
 
在大陆留学生中,我也许是第一个涉足酒吧的人。那年头,‘酒吧’二字意味着裸女狂舞,灯红酒绿,是使馆命令禁止的去处,也让我好奇心大发。一天,我偷偷跑出去,直奔街对面一间酒吧。推门进去,什么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也没看到,只有几个老人安静地坐在那里。当时心里颇有点失望。
 
我也可能是大陆留学生中第一个独自出门的。我所在的学院有位职员邀我去格林威治天文台。‘二人同行’的纪律规定,个人受到邀请时必须‘带朋友’。我便问他:可不可以带个朋友一块儿去?职员误解了我的意思,正色答道:“我不会做不规矩的事情的。”我很不好意思,但又无法向她说明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得到的指示是,这条纪律不许对外国人公开,只能自己找借口。我讨厌编造借口,更想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出去。我于是去请求使馆管教育的官员,说:你看,这位英国朋友认为我怀疑他动机不纯,我要是不去,会影响中英友好,影响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声誉。如此等等一番漂亮话,官员最后松了口,只叫我不要张扬。
 
我猜这位官员也不喜欢制造这些纪律的专制制度。一天晚间,住地楼里只有我和他时,他对我讲了点个人的身世。二十年前,他与深爱的女友正要结婚,‘反右派运动’来了,女友被打成右派。结婚会毁掉他的前程,女友坚持要分手,极度痛苦的他再三考虑后同意了。后来,无论在外交界如何一帆风顺,他忘不了她,原谅不了自己。在讲这段往事时,他几乎是声泪俱下。
 
这位与我相交甚浅的官员,敢说心里话,并不奇怪。那时的人们背负着毛泽东统治留下的创痛,一发现有个‘心有灵犀’的人,会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倾泻。中国在变,人们的恐惧减少了些---- 也使这位官员敢于放我一人出门。
 
格林威治之行今天想起仍记忆犹新。这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旅游: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在子午线上照相,一只脚踏在东半球,一只脚踏在西半球。但从头到尾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紧得头晕。我的眼角不断四下扫射,看有没有华人。一旦发现,便迅速从他们的衣着上判断是否来自中国大陆,如果判断是,我就赶紧把脸别过去,躲开他们。当时大陆来英国的人寥寥无几,可我偏偏觉得这个人也是,那个人也像,心不时提到嗓子眼儿,一边勉强对主人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怕有人看见我,告发我,那样一来我就完了。使馆好心的官员也要跟着倒霉。坐在一大篇绿茵茵的草地中间野餐,吃着异国情调十足的乳酪三明治,是我最害怕的时刻:我钉在那里,无处可藏。
 
可我还是继续干官方禁止的事。这并非出于天生喜好冒险刺激,而是实在忍耐不住。大祸没有临头:1978年底,中共正式实行改革开放,捆绑我们的绳索越来越松。逐渐,我就大胆地‘自由行动’了,一个人到处去,结识三教九流的人。我自称来自南韩。这不仅因为我的行动带点偷偷摸摸的性质,而且我不想显得太新奇。那时中国大陆多年与世隔绝,西方人好不容易见到个‘火星人’,准要抓住问个不休,那是我不愿谈的事,我想融入伦敦,过一过伦敦平常人的日子。
 
在伦敦人中混,我的强烈印象是,在英国人人平等,没有阶级之分。在西方,英国以阶级的存在著称,后来我谈起这一最初的印象,总令听众捧腹。西方人有所不知的是,我是在跟毛的中国比。那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阶级出身,对一生深具关键性作用。必填的各种表格上,在‘出生年月’、‘性别’之后,就是‘家庭出身’一栏了。它决定你能上什么学校,能做什么工作,能过什么样的日子。我本人有幸出身‘革命干部’,属于特权阶层。我亲眼看到,‘出身不好’的人们,一辈子被打入另册。由于出身如此重要,我们这代人初次见面习惯问对方出身什么,父母是干什么的。而在伦敦,我周围的人对他人的背景都好像毫不在意。
 
后来在英国住久了,我明白出身在这里也并非微不足道。可是新来乍到的我,感悟到了英国的特点。英国尽管有阶级,但不管哪个阶级的人都有尊严,下层的人不会受歧视虐待,老百姓不会有冤无处申。法律给所有人以同样的保护。公平、正义是英国社会最引以自傲的基本理念。在这一理念下,社会日趋平等。这是中国人在毛时代---- 乃至今天---- 无法享受的。
 
我就是这样即带感情,又理智清醒地爱上了英国。第一年在拼命开眼界的旋风中度过。从毛的惨淡世界中走出来,对最不起眼的东西也感到新奇。头一回进电影院,暗暗灯影下深红的座椅帷幕,雕琢镀金的装饰,让我觉得好像走进了‘阿拉丁魔窟’,到处是宝藏和神秘。事无巨细,我都爱刨根问底,有的问题叫老朋友忍俊不禁地瞪大眼睛。在询问与体验中我学习英国,学习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和他们的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秘密地交上了外国男朋友。这在当时是最高的禁区。在中国时我曾听到过警告:谁有外国男朋友,谁就会被麻药麻醉后装在麻袋里,运回中国去。我对此深信不疑。一走到离大使馆不远的街道,我的两腿就发软,要是坐在汽车里,头就缩到车窗下不见了。我想出个法子:化妆,用浓浓的猩红紫黑的唇膏,大绿大金的眼帘膏,让自己面目全非,大使馆的人都认不出来。我使用化妆品,就是这样开的头。现在想来,大使馆并没有对我们实行那样彻底的监视。但是来自毛的中国,恐惧是我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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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古城约克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那里有著名的大教堂、老城墙(据说有点像中国的长城)和‘蔷薇战争’遗迹。约克大学在我来英国的第二年提出给我奖学金,让我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外国大学发奖学金都得通过中国政府,个人无权领取。幸亏有了改革开放,再加上使馆那位好心官员相助,我又一次破了规矩,个人接受了奖学金。三年后的1982年,我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在英国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人。
 
说来惭愧,在约克学到的语言学理论我差不多快忘光了,但我将永远记住我的导师乐培基(Bob Le Page)教授。他是英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典型‘绅士’,富于公正意识,笃信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他轻松的幽默感和不形于色的力量感,就像英国本身一样,一点点抚平我长年累月形成的紧张焦虑,与时时袭来的无由恐慌,随时提醒着我,在这块讲求公正的国土上,不用害怕。
 
一天在导师面前,我无拘无束地报告博士论文大纲。我谈到对各种语言学理论的见解说我同意这种简洁,不同意那种,等等。他静静地听我说完,然后说:“好,把你的博士论文交给我吧。”我迷惑地说:“您知道我还没有动笔呀!”他说:“可你的结论都有了。”
 
这一句短短的话,解开了集权制度系在我思路上的一个死结。我从前所受的教育不是先搜集事实,再研究,再做结论,而是先有决定(党的决议等等),再来照章思想。不合意的事实被通通掩去,要么篡改,要么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那天见完导师后,我沿着校园湖畔的长廊走回寝室,久久地回味他的话。我的寝室在湖的一角,窗户下是众多水禽的家。它们每天清晨以歌声唤醒我,此时正在天空翱翔,似乎代我抒发瞬间开窍的欢乐。这是我真正地解放思想,开始具备不带偏见的思维方法的一刻。
 
就是在约克的某个晚上,我萌发了写书的念头。一位刚刚访华归来的教授放幻灯片演讲旅程,请我去参加。幻灯片上一所学校的孩子在显然冰冻三尺的教室里听课,没有暖气,窗户上的玻璃七零八碎。教授说他问校长:“孩子难道不冷吗?”回答是:“他们不冷。”
 
讲座后有个招待会,我正好站在一位女士身旁。可能是为了找个话题说说话,她对我说:“你一定觉得这里热得要命。”这句绝无恶意的话猛然让我心里翻腾,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我匆匆离开房间。这句话刺伤了我,因为它让我联想起西方人怎样看待中国人。从前人们说中国人命贱。新的观察家呢,访问文革中的中国后,纷纷赞赏中国人了不起,欢迎‘批评与自我批评’,欣然在严酷的体力劳动中接受改造,对成年累月的夫妻两地分居无所谓,对挨打挨斗也毫无怨言。对西方人,这一切都不堪忍受。中国人就是和他们不一样。
 
对这些观察已憋了许久的愤怒,此时化作到英国后的第一场泪水。我想起中国想起我的家,我的朋友,我认识的男女老幼。我想告诉他们我们的真情实况。写书的冲动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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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书写不出来。心理上无形的障碍,阻止我把回忆的大门敞开。文革中母亲挨斗游街、跪玻璃渣,父亲被迫害致死,姥姥也悲惨地故去。这一切都不堪回首。笔下几行缺乏细节的字,我自己也觉得肤浅苍白。
 
1988年,母亲来伦敦看我。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我想让她玩得痛快。但过不了多久,我发现她兴致并不高,倒像有心事。一天,她干脆谢绝去逛商店,说有话要对我说。
 
那天她坐在饭桌旁,深黑的桌面上一把早春的黄水仙在怒放。手捧沏着茉莉花茶的杯子,母亲生平第一次告诉我她和姥姥的身世。我姥姥十五岁时嫁给一个军阀做妾,也是在这个年龄,母亲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战争与革命、外国入侵和极权专制下,她们的生活动荡坎坷,充满悲欢离合。母亲特别想讲给我听的,是和父亲的爱情生活。出门旅游,她走一路,讲一路,从苏格兰小岛,到瑞士的大山,在飞机上,汽车里,游艇中。我出去工作时(我当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她待在家里对着录音机讲。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到她数月后离开英国时,她留下六十个小时的录音带。
 
我看得出母亲多么急切地想要女儿了解她。我也感到,她希望我写作。就好像她知道我从小怀着个不言的梦,鼓动我去实现它。她没有对我提要求----我母亲从来不提要求。她用她的故事为我创造条件,教我面对过去。虽然她大半生在磨难中度过,母亲没有渲染凄惨,她的坚强与智慧让她的故事最终使人振奋。
 
母亲就这样促我拿起了笔,写下了《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我姥姥、母亲和我在二十世纪经历的风风雨雨。写这本书花了不到两年。其中有痛苦和不眠之夜,但心理障碍已被母亲扫去,我能一鼓作气,一气呵成。
 
我之所以能够从容地回视噩梦,还在于我那时找到了爱情,内心充实安宁。我的白马王子叫乔·哈利戴(Jon Halliday)。他是完美的骑士,只是不戴盔甲。他似乎不需要盔甲,凭着藏在书生气质下的坚毅能力,就能所向披靡。有他在身旁,我实在是很幸运。
 
《鸿》能飞起来,没有乔不行。《鸿》是用英文写的,而我在21岁时才开始学英文,学习环境是完全封闭的文革,教师大部分没有见过外国人。到英国前,跟我交谈过的外国人仅限于海港湛江的几批海员,我和同学曾被送去那里两星期练习英文。到英国时,我虽然能看不少书---- 最早看的书之一是奥威尔的《1984年》,看时惊叹书里描述得简直就是毛的中国---- 但是很多常识我都不懂。比如我在大学学的问候语是:“Where are you going?”“Have you eaten?”这是中国人见面互相问“上哪儿啊?”“吃饭了吗?”的英文直译。刚到英国时,这样跟人打招呼,英国朋友都觉得有趣之极。
 
用英文写作,优美地写作,靠的是乔的帮助。他本人是历史学家,写过不少书。写《鸿》时,他提的问题,总令我深思;他提的建议,我一一采纳。他是我英文写作的老师。
 
就这样,两个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母亲和丈夫,成了《鸿》的两根支柱。在书快要出版、我正担心读者反映时,母亲的信来了。信上说不管人们爱不爱看这本书,我都千万不要在意,写书让我更了解她,她心满意足。这是典型的我的母亲:她并非真不在意,只是不给孩子施加压力。我为母亲的苦心深深感动。
 
在母亲的呵护下,我把《鸿》放了出去,不去担忧它的遭遇。当然,我也不是没有信心。乔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信赖他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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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鸿》真的成功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世界各地写来激情洋溢的信,不少人还到成都去看望母亲,从衣冠楚楚的外交官,到肩背背包的留学生,从生意人到旅游者。爱尔兰、英国、荷兰、匈牙利、泰国、巴西……她受邀造访了一连串国家。在日本,樱花树下身着和服的妇女向她鞠躬致意;一间餐厅里的侍者用银盘托来一方精致的手绢,是邻座进餐的夫妇请她签名;飞机场上不乏仰慕者替她拿行李。我母亲不仅得到了女儿更深切的爱,还得到了全球千百万人的理解和尊敬。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鸿》在中国大陆是禁书。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但它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写历史得按官方定下的调子。《鸿》没有、也不可能按这个调子起舞。尤其是,《鸿》记载了毛泽东带给中国的巨大灾难。而今天,毛的肖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的遗体仍然停放在天安门广场中心,中共现任领导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毛的神话。在这样的情况下,《鸿》自然不能在大陆出版。媒体受命封锁《鸿》的消息,也不足为奇。若干年中曾不断有大陆记者采访我,说他们有办法发表,但最后谁也没有办法,文章都被编辑‘枪毙’掉。当然,严禁也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好几个人告诉我,这是他们设法找书来看的起因。
 
今日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了很多,但自由的程度远不如共产党掌权之前。在1994年对《鸿》的禁令发下以前,大陆的‘友谊出版公司’曾准备出版大陆中文版。‘友谊’要求删除一些段落,主要是提到毛泽东的地方。这些地方毕竟很少,而且在我的坚持下,凡删掉的地方,书中一一注明‘此处删去xx行’,我同意了。这种做法,在中共上台以前出版界经常用,可是现今的政府不允许。后来大陆出了盗版,但盗版也有所删节。
 
据我所知,大陆有一个没有删节的繁体字盗版,可能盗的是台湾或香港版。在香港,大陆禁书能够出版,一些幸运的《鸿》由此得以飞入大陆。我自己带过书回去,但邮寄的中文版从来不曾寄到。
 
海外电影界一次次努力试着把《鸿》搬上银幕,一位我敬重的大陆导演有心执导,但是当局的答复是:不准拍,就连在海外摄制,在海外放映,也不行。
 
尽管当局竭力钳制,《鸿》在大陆仍有些名气。有脑袋瓜灵活的人乘机捞点外快。在我长大的成都市,2000年5月6日报纸报道:一位讲一口流利英语,并略懂德、日、法语的男士,经常出入外国游客居住、游览之地,与‘老外’攀谈,自称与《鸿》的作者是好朋友,然后带‘老外’去吃饭,由餐馆敲‘老外’一笔竹杠,他从中渔利。
 
《鸿》带给我的也有欣慰。我和乔有次在北京一家小餐馆吃饭,饭后乔正要付帐,店主告诉乔:一位年轻的本地顾客已付了帐,那人说,他从‘你夫人的书’里了解了他祖国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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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写《鸿》,中国重新回到我的心中。我不再想忘掉那生我的故土,时间长了不回去,会心神不宁。这块土地,那样古老,又那样年轻,那样伤痕累累,而又那样毫不颓唐。但中国不是让我能放松的家。在那里,我避免不了万千思绪,心情老在兴奋激动与气愤绝望两个极端中牵扯波荡,在中国旅行后,总是精疲力尽地回到伦敦。
 
写《鸿》之后回到中国,为的也是要搜集资料,和乔一道写一部毛泽东传记。毛泽东主宰了我早年的生活,使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饱受难以想象的苦难。他应与希特勒、斯大林相提并论,然而,那两位欧洲暴君早就是公众谴责的对象,而毛死去二十年,却还保持着‘伟大领袖’的光环。真实的毛依然云遮雾障,世人知之甚少。拨开环绕他的重重迷雾,是我和乔的心愿。
 
可以想象,我们的研究在大陆遇上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但障碍不是不可逾越,大多数反倒增添乐趣,弄得我们像一对‘侦探’。有一年毛身边的一些人受到警告,叫他们不要与我们合作。但这警告似乎没有像对出版社、媒体的禁令那么严厉,所以,尽管有人谢绝采访,多数人还是开了口。长年的淤积,人们有满肚子的话要讲。中国人也有为历史留下见证的传统责任感。警告本身不无小补,它等于宣告:这部传记一不循官方口径,二将是本重要的著作。归根结蒂,《鸿》帮了大忙。许多受访人是在看过或者听说过《鸿》之后接受我们采访的。他们明白这是本实事求是的书,相信毛传也会忠于事实。
 
《鸿》还是通向国际政要与尘封档案的钥匙,握着它,我和乔走遍世界搜寻资料。我们采访了数百位同毛泽东有关的人士,查阅了各国档案史料。精通多种语言的乔,在俄罗斯档案馆内,在如山的旧纸堆中挖掘出大量宝贝。我们具备的优越条件,使我们感到义不容辞,必须把毛泽东的真相揭示出来。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投入了能投入的每一分钟,竭尽了能竭尽的每一滴心血。十年的工作,是十年辛苦,也是十年莫大的乐趣。
 
除了奔波,我们就是在伦敦家中写作。坐在书桌前,我能听见乔在楼下的书房门偶尔打开,大概是他去厨房泡茶。听到这声音,一阵快意涌上心头:午餐时间快到了吧?那是他和我交换新发现的时候、书桌右前方,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外,隔街是一株高高的梧桐树,茂盛的枝叶间透着窗外天。天空最美是半雨半晴时分,带水的阳光无比柔和。树下有柱黑色街灯,在表现伦敦的电影外景中常能见到。街的终点,伦敦特有的双层红色巴士,一摇一摆地驶过。行人在雨伞下走着。这是伦敦最平常的景象,可是我百看不厌---- 正如我永远不会厌倦桌前一坐一天的作家生活。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快乐。
 
张戎  于伦敦
2003年5月为英文纪念版而作
2006年8月译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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