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斯文 清华校长梅贻琦
发布日期:2015-02-21作者:黄延复 钟秀斌录入:春雨
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疑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0年代梅贻琦任清华校长的标准照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1954年,梅贻琦在美国与友人胡适(右)、缪云台(左)合影

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疑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华园。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了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

“……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从这天起,清华师生告别久无校长之困局,迎来了一位后来被清华人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在这篇简短平实的演讲辞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即众所周知的“大师论”,随后成为清华,乃至中国大学的共同办学理念。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之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其实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在清华建校的百年历史上,共出现19位校长(其中20世纪50年代初冯友兰和叶企孙两位先生代理主持校务)。了解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清华校长难当,长则三 五年,短则一两年,其中任期最短的只有两个月。但是,梅贻琦先生自1931年底任校长直到1948底离开北平清华园整整17年,而且他还于1955年自美 国返台后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一职至逝世(1955~1962)。他掌校时间长,成就大,威望高,影响远。

梅贻琦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他倡导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清华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却从未在治校中倡导党义,而是以人格教育和通才教育理念来指导办学;他献身教育,热爱清华,生斯长斯,心中从未离开过清华(即使他晚年不得已再创新竹清华,可他在世时,新竹清华仅是一个原子科学研究所,因为他心目中的清华,永远是北京的清华园);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甚至独生儿子眼镜丢都无力配付新的;晚年病重入院及身后事,都是学生捐款资助的。

梅贻琦先生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和由贤入圣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华大学之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使清华大学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取得巨大成就(欧美曾有著名大学校长在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时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更为新中国培养和储备了大量奠基性的建设人才(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出身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梅贻琦先生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1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新竹清华大学7年)。他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1909年他考上庚子赔款清华第一期赴美留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名考生中名列第6,该届共招录47名留美生)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专业,1915年毕业回国,半年后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学教授,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他于1931年12月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48年12月他离开北京去美国管理清华基金,资助中华学人完成学业和研究事业。1955年,他应邀赴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后一刻。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我们可以从几件小事来品味梅贻琦先生之办学理念和人生志趣。

保护闻一多先生

著名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性情率真,虽为文学教授,却服膺民主自由思想。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他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经常拍案大骂国民党,大骂蒋介石。

据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梅先生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有不许学生开什么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无论学术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特别是联大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有几次在学校的广场上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什么话都敢讲,但梅先生从没有干涉过。

事实上,梅贻琦先生早就知道闻先生的秉性,对于闻先生的一些“过激”言论,也有一些微词。1945年“一二一”运动后,12月14日梅曾就学生复课问题约闻谈了一个多小时,在当天日记写道,“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1946年4月15日,在西南联大即将结束使命之际,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校友会上“开谩骂之端”。梅贻琦对此很不满意,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余因恶其12日强梁改组之举动,故未往。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污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1946年6月梅赴南京,25日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蒋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梅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后梅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他解释说,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梅继续解释,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生活问题实甚重要。”随后,梅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28岁的正教授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因此,在联大教师阵容中,既有早就海外闻名的前辈大师(如陈寅恪、叶企孙、吴有训、冯友兰),也有刚刚出道的后学俊彥(如吴晗等)。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1939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才28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 能当正教授的?这三人都刚刚回国,一个名叫钱钟书,一个名叫华罗庚,一个叫许宝騄。钱钟书、华罗庚是大家所熟悉的。许宝騄是研究统计学的,是世界级权威数学家,后来在北大数学系。1936年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统计系学习数理统计,攻读博士学位。1938年许宝騄共发表了3篇论文。许宝騄因成绩优异,研究工作突出,第一个被破格用统计实习的口试来代替,并于1938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 来是正常不过的事。许渊冲先生说,破格提拔资历浅、学历不高的钱钟书、华罗庚、吴晗等名教授,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 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平正直地教书育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长沙临时 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 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 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我作校长的不能退避”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清华进步学生蒋南翔发出著名声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从而揭开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

1935年底的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同学知道后,竟抢了他们的枪枝,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

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 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秦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 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梅校长为了保护同学,煞费苦心。试想如果不是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真爱,处处只想着自己得失的人,能够这样去做吗?

寡言君子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早年投考清华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名列第六。在看榜的时候,别人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显得有些沮丧。惟有他始终是神色自若,单从面部表情,谁也看不出他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和他同批被录取的徐佩璜(君陶)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里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已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Gentleman of few words。”

留美学成回国后,他为了报答乡土养育之恩,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期间认识了在女青年会服务的、后来结为终生伴侣的 韩咏华小姐。旋经师友们从中撮合,建立了恋爱关系,很快就定了婚。订婚前,韩的同学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说:“豁出去了,她说多少算多少吧!”韩后来感叹地说:“就这样,我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共同生活了43年。”

梅贻琦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其言也讱,似不能言者”;有时又给人以模棱两可的印象,以致于有人作“顺口溜”谑之曰:“大概也许可能是,不过仿佛不见得;可是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

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此外还有许多生动的例子。他曾说过,“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胸襟。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台湾“教育部”某机关新厦落成,主管司签请立碑纪念,梅先生在签呈上亲绘一图,标明尺寸,只在墙上做一小牌刻上兴工与完成年月。

“做了不说”、“行胜于言”的事例,不胜枚举。寡言君子,当之无愧。

添加评论

登录以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