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我的四个父亲
发布日期:2014-10-03来源:雪卷风升新浪博客作者:戴晴录入:春雨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一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 ——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戴晴(1941年1月8日-),原名傅小庆、傅凝,生于四川重庆,是中国的一名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一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 ——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叶剑英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我10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糊糊地喊一声。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优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主席”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时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强迫自己去爱他、尊重他,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至包括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代人,这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30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国知识人。但他对我的了解显然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前对母亲说:“小庆⑴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这是在我已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离世的。他一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多年养就的克制,在医院对他报了病危之后,提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那时是秦城的“未决政治犯”。但他以一名濒死的人的权利,固执地一再请求。这次,居然胜利了——他几乎输了一生,却赢了这最后的一次。怎么回事?要知道,他的职位并不高,也不具种种吓人的“海外关系”,更没有托门子。或许,一种永恒的人类同情心终于战胜了政治偏见?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已经瘦得变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顾忌儿媳与公爹间礼数的距离,把它贴到我满是泪水的脸上。我仍旧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辈份叫他:“爷爷……”
 
  我的公爹没有理会我的泪水,我觉得他甚至没有看我,但他开口说话了,微弱、断续却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拥在他那间病室的每一个人:奶奶、我的丈夫、医生、护士、医院保卫部门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监狱跟来的人,都听见了——
 
  “咱们……顶得住。”
 
  那时是1989年底,“六、四”之后的恐怖与压抑一点也没有减轻。他开口说话了,他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我叫来就为跟我说这最后的一句话。我感到一种父爱的热潮向我涌来,感受到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爱:可依凭、可信赖、可以毫无戒备地沉浸其中的庄严的父爱。
 
  我数十年的渴望有了归结,我数十年的孤苦无依得到了补偿!
 
  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有谁的父亲能在这样的时刻如此坚强仁慈,谁的父亲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这样无畏?
 
  我又被押回牢房。
 
  望着窗外铅色的天,和在天的衬托下颤栗在寒风中的树枝,儿时的事一桩桩在脑海中闪过。是啊,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四位父亲!
  
  〔一〕我的生父 傅大庆
 
  生父牺牲的时候,比我现在年轻。他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被日本宪兵队秘密处决的——也许是秘密解押。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一细节至今无从得到证实。
 
  我完全不记得他了,但据母亲讲,他是很爱我的。
 
  “他很洋派,他喜欢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妈妈说。
 
  1941年末,他们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帮闲教授的身份周旋于汉奸、政客当中。我想他那时一定是非常紧张、非常寂寞的。
 
  “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说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妈妈说。
 
  他的未了之愿一定很多,但起码这一遗愿是实现了。我的眼睛是很亮,抽象地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具体说,我也已经见过好几篇文章这样描绘它。
 
  我的从无做官愿望的这一特质可能就来自他——如果爱憎与判断力也能遗传的话。他是在1919年因和陈独秀通信,而后进了这名总书记办的渔阳里俄语专修馆,并于1921年派往苏联,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期学员的“党的骨干”。但是,直到20年之后接受了那么艰巨与危险的任务⑵,并且面临早已预料的牺牲时,他在党内也没有任何职务。
 
  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据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学读的是教会学校,有很好的英文底子。从苏联回来之后,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黄埔军校听过他作翻译的人讲了这样一个“可惊”的事实:他一个人在台上,先将鲍罗廷的俄文译成国语,又将国语译成广东官话,然后再照样译过去。据李菊生⑶说,当他自己在马来西亚做学生运动时,父亲是当地地下共产党的负责人,想来他是懂马来文的了。据妈妈说,在重庆时,一批海南同志来找他,他与他们一直咕哝着她一个字也听不懂的一种话——想来是海南方言了。最特别的是他与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是清末翰林,顽固的保光绪派,出于联姻名门之固癖而把我的母亲嫁到湖南曾家。无奈母亲那时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数年后又携这样一名自己“自由”上的女婿归省,外祖父的怒气可想而知。但事情后来竟朝着人们预料的反面发展,这保皇老人不但接纳了他,居然还有一首七律写到他们翁婿间的关系:
 
    敢道滹沱麦汴香,
    臣惭仓卒帝难忘。
    艰难险阻亲尝尽,
    天使他年晋国强。
    蔼蔼苍松伴紫芝,
    颌眉妙墨出瑶池。
    朽株新被祥风拂,
    一夕青回两鬓丝。
            
        广谋贤甥正 冯恕
 
  亲友们吟咏玩味之余,一直以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力:我的共产党父亲以主义征服了顽固的岳丈。直到去年,当父亲的传记作者召集家族座谈会广泛征集信息时,我才知道,原来他还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对他认可,是因为他能直接阅读藏经——老人只认藏喇嘛,其他所有汉传佛教高僧在他眼里都是野和尚。
 
  所有这些,他什么时候学的呢?或者说,以他的天份,几乎不用下功夫学?他们那一批共产党人都是这样的么?
 
  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他受了很重的刑——这是我的有充分依据的估计。因为,妈妈作为从犯,又有孕在身,还被抽打、灌凉水、过电——我的妹妹生下来的时候,小身子上一块紫一块青——对他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节,他的感受一定非常复杂。
 
  在重庆遇到妈妈的时候,他已经40岁,朋友之间有“王老五”之称。他们闪电般地结合,政治,也就是说,党需要他以名人女婿的身份到北平去住家应酬,搜集情报,恐怕是第一目的。那时候的人,大概将生死看得很轻。翻看他们留下来的只言片语,我的感觉,在接受这个安排定了的命运的时候,他好象是乐呵呵的。1941年元旦,他们在著名的曾家岩50号行婚礼。在那方辗转保存下来的喜幛上,有一首“新郎自题”,向他美满婚姻的牵线人致谢:
 
    郎才女貌两相忘,
    赢得倾心是庆璋,
    绝俗文章师马列,
    胡公超姊自高强。
 
  这是父亲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字迹,方方正正,看不出性情与才气。在那首打油诗旁边,是叶参谋长的批语:好不要脸!
 
  但也不是所有的与宴者都如此顽皮。‘胡公’周恩来的题辞是:
 
    形式与内容统一,
    大璋和大庆同心。
    他的贤妻给出了她自己的人生经验:
    相爱合作,
    善处始终。
 
  喜宴结束了,他们结为夫妻。到了年底,带着婴儿(我)北上赴死。在他们的情感生活里,老实讲,妈妈是很委屈的。父亲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心思顾到妻儿。这一切,当然,同为CP的母亲都以“革命”的名义容忍谅解了。在他们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已经不可免地面临他们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
 
  那时,他和妈妈分别关在同一个筒子最头上的和最后一间牢房。牢饭,发霉的杂米和臭了的菜叶,对孕妇也一样。一次,狱卒递过碗来,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又指指那饭。妈妈接过去,急急扒了几口,发现碗底下埋着两块肥肉。
 
  “他想到了孩子!”妈妈差点呼出来。没有工作了,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心上终于有了位置,终于想到了自己的骨血,那个在如此不堪的景况下悄悄长着的小生命。可是,不是有点晚了么?妈妈此时感受到的幸福是很有些苦涩的。
 
  最后一次,压在饭下边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张字条。虽然都在狱中,他似乎比妈妈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结局,同时也预感到了自己的。他写到了理想,写到了胜利,他还写到了——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己和家庭,向党提出属于他个人的要求:“请转告组织,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苏联学习。”
 
  20年后,当我已经大学毕业,妈妈在偶然之间提起这一节的时候,我不禁黯然神伤。我的无畏献身的父亲,在这里犯下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他的理想看得太光明了。他到苏联的时候,那里正是“饿乡”,他显然不是想让他的孩子去享庸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丽理想的寄托。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个有党支部、有常委、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种鸟事的地方实现平等、自由、无剥削、无倾轧,要经过多少污泥浊水、殊死抗争⑷。
 
  他的第二个错误是他太单纯了。在他的“革命”中,他不争官。但他应该明白,如果你不是官,没有党内职务,你就不要寄希望于只有官儿们才可能获得的一切 ⑸。
 
  他也许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临终的托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起来,只在那活人觉得需要张扬他的精神,以使更多的人为他们正享用的事业献身的时候。当然人世间也许不这么势利,也会有人,包括相当志得意满的人偶尔也念念旧情,但他不应忽略的是,必须立足于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伤害——当然,在他的愿望被冷冷拒绝的时候⑹,人已经死了,已无所谓伤害不伤害;而且,他的孩子虽然未能如他所愿去苏联,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无论从真正的学识人品,还是社会的承认,他的三个没什么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自己一点一滴扎实努力之外没别的出路,最后也都不逊于那些有资格去苏联受教育的同龄人。这,想来,可以稍稍慰他于九泉之下了。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的缘故吧,虽然我们姐弟作为烈士子女由“组织”扶养到十八岁,他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叛徒”揪斗的时候,直到1980年。一天,她打电话给我:
 
  “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40年了,她已将近七十岁!
 
  后来,她不知道从那里打听到,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决定给父亲的显赫老友写信: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着,一周、两周,一月、两月……
 
  妈妈曾很潇洒。1950年初,当她被告知傅大庆的孩子均作为烈士子女由国家抚养的时候,她声言自己有工作能力,愿共同承担。后来,在她的动员之下,舅舅们不但献出了外公那所数房聚居的大宅,还将堪称国宝的古玉“召工刀”、“周公发箍”等老人的多年珍藏献给故宫博物院⑺,弄得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徐冰亲自到我们家来致谢。
 
  分到她名下的外婆的首饰细软,她也一样不要。她和我的继父一直在东北工作。1960年,妈妈终于回到北京。我记得第一次造访她的家的情景。那一次,我真是大吃一惊。妈妈不是个讲排场的人,这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万万没有料到,她的家会徒空四壁到如此地步。对革命、打江山等等,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解,与王震那种出身赤贫,向往“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的泥脚杆子可能完全不同。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共同事业上的成就所衬托的个人的清贫,才会使她得到真正精神上的满足。那就坚持下去嘛,这回,何苦呢?
 
  她等着,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还都保留着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一般规律而外,邓妈妈曾于1970年末在一瞥间将我认出,她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着,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没有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
 
  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父亲几乎没有遗物。他们的曾家岩喜幛,是母亲的一位非共产党的女友,千辛万苦保存了几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辗转交还给她的。他曾做过生活书店的编辑,生前被他的同志们称为“文章高手”。身后留下的,只有一部译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二〕我的义父 叶剑英
 
  我本不愿,或许也不该写我的义父,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头似乎已被锁定,不但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钉钉的文件,还有官办的传记组。有关他的每一个字都要迁就不可冒犯的正史,闹得不好,还会撞上不知什么人的实际利益。同样沾不得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类拔萃,并且已经动辄左右市场、左右他人的命运的子侄;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顿足、就要落泪的战友与部下……我想,就算他们对他有着深切的了解——我认为并不大有——可能也只愿他高高悬在天上,做一颗万人仰视的遥远的星。
 
  当然,做星没有什么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毕生的努力,也不过是一方倏乎间即消逝于无际宇宙的陨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人,一个才智出众,却处处容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着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却总被卷进残忍格斗的漩涡中心;常常被认为超乎寻常地沉着机警,还大玩过几次权术,却是一个对政治极端厌倦的人。
 
  我还不到5岁即被他收养。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当然出于对父亲的友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身边正有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儿,而这女孩的母亲,当时没有、后来也未能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象那位瑞士作家笔下的小海蒂一样,成了30年后以凌子而蜚声影坛的他的亲生女儿的玩伴。
 
  当我渐渐长大,学会了观察人生,特别在我已经成了一名作家的时候,我忽然悟出,原来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还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当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琐、无能的男子,越爱向妇人孩子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长到1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后,又告离异。这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个孩子:三名处在最讨人嫌的年龄的少年和三名幼儿(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经手收下的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love child")。不难想象,对一个独身男人说来,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而他处之泰然,带着这半打嫡系部队,外加保姆警卫司机正好凑成一个班,唱歌、跳舞、打猎、钓鱼……很难想象哪一个中国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没有一个孩子感到家长的威严:他所暗示的标准过于宽厚,我们事事自己拿主意,没有来自家庭的管束,甚至没有建议。这宽厚与他所能提供的保护与给养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国那时候那种酷烈与贫困的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天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⑻。这本是一个正常国家每个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赐的一份,不幸在中国成了特权。所幸当时与这项特权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国那种心态的开放和对知识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这般攫取财富的渴想和机会,我们——起码我和凌子——从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视自由与正义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这就是为什么凌子在1966年成为民众中最先觉悟的顶尖人物之一⑼,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写出这些“不讨好”的作品,和以后的种种遭际。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是开心。而那一时期,直到最近反复研摩共和国史才知道,正是他们一批所谓“元勋”被毛泽东无端猜忌,离开了他有着深厚根基的南方,只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赋闲。“削藩”这套把戏,从史书上看,常令胸怀大志者烦闷暴躁,我却没有见他发过一次脾气。不但不烦不躁,现在回想起来,他竟从不“走动走动”——这是几乎每个在政坛上混的人都不得不为之的。他究竟是等待着还是隐忍着,或是以天生的淡泊来对待纷争?总之,他是那么安于被误会,被搁置⑽,直到局势真正需要他:一举擒获“四人帮”,推出邓小平。
 
  他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科学怀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种地方,他曾把他的宝贝女儿牛妞,也就是凌子,交给马海德医生作牛痘实验;到了五十年代,他的爱好又得以升级:我对导弹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未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不是凌子的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后来我弃工从文,他倒也没说什么。在我跑去告诉他:“我现在乘飞机飞来飞去,住大饭店、出国,都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而是我自己挣来的。”他也由衷高兴。当然他也没有见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们学到哪怕不大,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两手本事;而当他们不是这样的时候,也未见他厉声斥责,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伤心;最后,没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义“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责备总是向他的亲情之爱让步。
 
  最近,我有机会反复揣摩共产党从建党到夺得政权这30年间的历史,在重重的政治烟幕中找寻合乎逻辑的历史印迹。无论对谁,这都不是件轻松活儿,对我尤其如此——因为我的义父混迹其间。我怀着学人绝不应该有的关切与忐忑,在一部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废话间,找寻他有没有如他的同伙那样或踊跃、或无奈地欺上压下、卖友求荣,努力发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说,1935年那封电报,究竟收到过没有(编者注1);1940年,新四军与日军大本营,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1966年秋,他焦虑地为毛泽东到国外购置尼龙避弹衣(编者注2),而转眼间,又因发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贯穿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我发现,他从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变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给人方便、放人一条生路的态度——但以不开罪毛泽东为限。他的主调是温和,而这温和,究竟是出自快乐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还是因为看了太多的惨烈?他不是个憨人,他非常聪明,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坛恶浊如此,生逢一连串诡诈矫情的“路线斗争”,他只是不做帮凶,努力不厕身其间而已⑾。毛泽东晚年给他的评语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我体会,这不糊涂的第一要旨,是笃信“只要有这人(毛)在,一切反抗只是自取灭亡”。
 
  1983年,我写重庆易帜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杀的时候,他还健在。那次,他不仅详尽,简直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述“军统特务案”中他所经手的细节。到我开始写历史纪实,他已离世。对我说来,最觉后悔的是,与他厮守有年,竟一次也没有就重大历史疑点向他求证。
 
  我和他从来没有亲近过。他顺口将我称作“女儿”,很耐心地给我改诗⑿,都不意味着他曾很关注我的成长。家里增加个把孩子,在他说来不算什么事,我也从来不曾有过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远远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随着地位增高,他变得越来越伤感,越来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尽头的那几年,似乎是,他漫长生命当中每一个片段,都在他的记忆里活了起来,弹拨起当年壮怀激烈戎马倥偬而来不及体味的一切。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人为了“谋”个什么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终于得以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亲,终于得以去看他。那场面令人凄然——似乎谁都有话要说,而谁都说不出,只“执手相看泪眼”。他们想到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在无声中交流着当年为了“革命”而轻易地抛下的属于人的可怀恋的一切?就是这时,他颤抖着为我的生父题写了那四个字:“义无反顾”。放下笔,已是泪流满面。
 
  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如果有人嫌世上千万种言情小说还不够,有兴致再加上几种口述本,也没有谁阻止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离谱离得厉害。善于写词的毛泽东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最钟爱的却是北宋词人辛稼轩。为什么?他没说过,我也没听见谁问过他。有着极高的才具与抱负的辛弃疾四十二岁就已被闲置,一腔郁愤怎么个去处?政治上失意,人生价值并没有贬低。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写出“醉里挑灯看剑”这种典型军事政治家豪迈句子的词人,能对一片山、一丛树,对农人的辛劳、孩子的娇憨,有如此细腻的感受,对女性的爱恋也会如此明艳哀伤。他呢?辛稼轩写道:“知我者,二三子”,他不是么?对于居处布置,他没有特别的口味。走到哪里都不变的,只有那帧挂在床前的母亲的像;还有《稼轩词》,永远在手边。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他的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30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她们七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世上最残忍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孩子不象成人,家庭几乎就是他的一切。他还太小,家里得不到的,没有能力到社会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是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这里,我不能保证,我对他们能象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一样到连孩子本人都察觉不出来。
 
  他没有当面夸过我——也没有骂过。后来我知道,他对别人说过我爱看书,可能我老是泡在他的书房的缘故。但有一句评语被我听到了,还不只一次:“养不驯。”
  
  (三)我的继父 唐海
 
  我的继父初初看去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里,只有当讯号过分强烈时,他才回到世俗中来。而他一回来,立刻就给出自己的结论。
 
  他是1936届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就职,只因一个偶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军用机场等候他所托运的技术物资,左等右等不来,最后被告知因舱位紧张未能启运。而就在这时,他一眼瞥见飞机上正往下卸的达官贵人的保姆和婴儿车。就这么一怒之下,他决定革命了。而那时革命似乎只有一个去处——延安。因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沟里为毛泽东作翻译,也是中央研究院少数几个又学通了一门俄文的人。斗王实味,不知他是否在场;从已发表的资料看,“坦白”和“抢救”的时候,他已被发到了绥德,就在那里被关进监牢,罪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过吻”。后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⒀读到这里都不禁莞尔,但他已经吓疯了。在此后的大约40年,他没有离开过“冬眠灵”。
 
  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开始给被“冤屈”的同志甄别。打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甄别的时候清楚得了吗?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自己到前线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他去了东北,紧随在接收地盘的大部队之后。他没有离开共产党,到死都守着他年轻时候的梦——不仅守着梦,还象所有得到了“党的宽大” 的人一样,怀了一腔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的,在那片寒冷荒芜的富庶之地。他是工业部化工局的技术处长兼计划处长;她是该局合成炼油厂副厂长。这可能是我的继父一生最愉快的时间,因为“前线”需要汽油,没有人会在这个当口整他们。那几年,他的从油母页岩中高效采油的建议得以充分的发挥;他还是当时少有的能与苏联专家直接交谈的主管干部。我的母亲是一个太爱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识和谈吐迷住了。看他实在太邋遢,那样风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亲把自己心爱的细亚麻布床单亲自为他铺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种情感传达,没想到再见面时,那床单已被撕成一片片包在脚上了。
 
  “建国”了,象他这种从延安“炼”出来的技术人才,应该是共产党的宝贝了吧?不料他因为太懂技术,又不加掩饰地把他懂得的说了出来,竟得罪了不那么懂技术却很懂政治的“泥脚杆子”。从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政治运动,他所在的石油系统揪出来斗的,一定是他。到了50年代末,他已被贬到大庆,贬为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部属“安达石油学院”,任职副院长。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伤自尊心,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认定非把这所学院办好不可,起码办得如他母校一般,成为全国一流的工科大学。他亲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数学和英语,训斥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和不用功的学生,亲手布置图书馆和实验室⒁。就在学校开始有起色,学生们开始爱上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每次一样,他又被当作靶子抛了出来。他在延安整风期间落下的精神病从没有过彻底治疗,二十几年来一次次犯。这回,当我的弟弟闻讯到安达去接他的时候,他正跪在零下30°的雪地里,双手和耳朵上冻起血泡,口里喃喃叨念着延安的认罪词。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志一天天清醒。没有学可教了,想到大庆油田那么好的地质条件,却因出水过早而有20%的原油“窝”在井里而废掉,实在可惜。他认为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简单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计算并且绘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图。他致信有关部门,没有人理他,更没有人拨给他一口井作实验。从1966年到1976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铁匠铺里转,交了一批围着帆布围裙的白铁工师傅朋友。他们按他的口述给他打造大大小小的采油模型,从此,家里丢满了他的“实验器皿”:洋铁皮盒、洋铁皮管和泡沫塑料块,本已拥挤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庆油田出油率的实验场地,家中定量供应的食油成了他的实验材料。
 
  待到他认为这项实验已经有了结论,却见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把“场地”草草收拾掉,开始一页接一页背郑易里的《英汉词典》。词典背完了,还能做什么呢?他又投入一项新的纯理论研究:质疑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他把他的构想向我解释,其郑重与热切就象是接受一项国家研究项目。从此,家里满是他的计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写在小学生练习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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