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她把毛时代的苦难告诉世界!
发布日期:2014-08-23来源:雪卷风升新浪博客作者:高伐林录入:春雨
当近54万字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之际,我受《新史记》杂志委托,采访该书作者依娃,她给我发来这样一段话,是自我剖白,也是自我期许:“寻找真相,即求索真理。我写作的力量来自于正义和爱,我爱这些受过世间最深刻的苦难的人。最真实的记录苦难,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道德和勇气。”

当近54万字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之际,我受《新史记》杂志委托,采访该书作者依娃,她给我发来这样一段话,是自我剖白,也是自我期许:“寻找真相,即求索真理。我写作的力量来自于正义和爱,我爱这些受过世间最深刻的苦难的人。最真实的记录苦难,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道德和勇气。”

而依娃在该书中献给大饥荒幸存者、见证者的献辞,更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篇:

    让我握住你的手
    听你叙说五十多年前的遭遇
    那时候,你们的粮食哪里去了
    那时候,你们每天吃什么
    那时候,你家饿死了谁
    那时候,你去哪里要饭
    那时候,你怎么活了下来
    告诉我,饿死的人叫什么名字
    告诉我,他(她)死的时候多大
    告诉我,他(她)最后说了什么话
    告诉我,他(她是)怎么埋葬的
    告诉我,把记得的都告诉我
    亲人,想哭就哭吧
    有我给你抹去眼泪
    亲人,想说就说吧
    有我坐在你对面的小凳上倾听
    死去的他们,是我的亲人
    我将为他们修建文字的纪念碑
    活着的你们,也是我的亲人
    我将把你们的苦难呐喊给这个世界

“野生作家”的饥饿基因

高伐林:依娃女士,祝贺《寻找大饥荒幸存者》的出版。感谢您不辞劳苦,不畏艰辛,跋山涉水,寻访记录。这部作品,凝聚了您的汗水,更沉淀了大饥荒受难者、幸存者的血泪,这对于我们探寻、反思半个世纪前中国大地上那场骇人听闻的惨剧,增添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请先谈谈您的经历好吗?

依娃:我的经历一言难尽。

我1965年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我是长女。

高伐林:哦,陕西富平,那也是习仲勋、习近平的家乡了。

依娃:记得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包谷和红薯,常年没有油、没有糖。我很瘦弱,身体不好,因为营养极端不良,一个小姑娘满脸长黄疮,流脓流水,还得了贫血。

我不到七岁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对我说,父亲就把我领到千里以外的姑妈家,从此以后我就被过继给他们,成了“城里人”,背上书包上学了。但是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成绩很一般。上了初中,因为语文老师的表扬,喜欢上了写作文,就梦想当个作家。

1980年,我只有15岁,我的养父养母在两、三个月内相继去世,我就必须自己工作养活自己。我进了一家银行,成天数钱算帐,我很不喜欢干,1989年辞去了工作,南下海南。1993年随丈夫来美定居。

很遗憾,我没有上过一天大学,但是我也不是很羡慕,我觉得我可以自己看书、自己学习。这么多年,我一直爱好阅读,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不可缺少,书籍就是我的老师。写作之路也是经历过无数退稿、失败、停笔、困惑……并非一帆风顺。

从小离开父母和过早地失去大人的呵护,让我的内心世界敏感而丰富,我的大学,就是生活和苦难。所以我自称“野生作家”——不是哪个文学院培养的,美也好,丑也好,我就是我。

高伐林:您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对您写作“大饥荒”这一选题,起到什么作用?

依娃: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这是事实,却是我这一辈子都羞于说出口的话。不像朋友们说父亲是高干、是医生、是教师、是工程师……那么感到自豪、荣耀。农民,在中国就代表着贫穷、愚昧、无权、受压、被歧视,是社会最低等的人。我觉得很丢人,我怕别人看不起我。

正是因为贫穷,娃娃多,让我从小失去父母亲。我一直非常抱怨我的父母,我觉得他们不爱我,为什么把我送给别人?等我长大了,反复回想起很多往事,我明白了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虽然他们模样是人,也会说话,但是他们在那块土地上只是像牲口一样劳动,吃不饱穿不暖。我父亲一辈子吃的都是红薯、包谷,经常犯胃病,所以他才64岁就去世了。特别是我看了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感觉上了一大课,知道了我为什么从小到大不敢告诉别人,我的父亲母亲是农民。终于有了这一天,我明白了,他们的苦从何而来、我的屈辱感从何而来。

因为从小被领养,我和母亲的关系一直有隔阂。渐渐的,我发现我活了40多岁了,却并不了解给我生命的母亲,对她的过去和历史、感情和内心一无所知。我小时候妈妈总说:“我是叫花子”、“我是叫花子”。我根本没在意。

对母亲身世的强烈兴趣和不断挖掘,是这本书的“导火线”。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无法逃避。我感到了书和人的宿命。到今天我更是相信,因为饥饿母亲20岁还没有来月经的身体,一个饥饿的子宫孕育出的一个小生命,她并给予我饥饿的基因,就是为了有一天写出她的故事,写出众多幸存者的记忆。

母亲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

寻访大饥荒幸存者,就是寻自己的根。

高伐林:您是从什么时候、受到什么触动,决定寻找、采写大饥荒幸存者?

依娃:很多年以前,我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迫我们还债”。

首先要感谢研究大饥荒的前辈杨继绳先生,治学十载,写出百万字巨著《墓碑》,内容翔实、证据确凿,分析透彻,《墓碑》也可以说是在这个研究领域立起了一座丰碑,已翻译成五、六种文字出版。最初看到这个书的售书广告时,我根本不相信饿死人,更不相信饿死3600万人这个惊人的数字,我想作者是别有用心,诬蔑党,讨好老外。但我还是很好奇,买了一本,起先不喜欢看,因为这种专业学术著作,不是数字,就是图表,很枯燥乏味,放了一年多。后来我好好地拜读了两遍,一字一句,还做了重点笔记。这部著作对我起着启蒙和指导的作用。我非常钦佩杨继绳先生的道德勇气和学术精神,他说连坐牢的准备都做好了,《墓碑》也是为自己提前立个碑。

此外,还有我本人家庭的缘故。从五年前开始,我的脑子里,像一棵棵小苗长出来一样,冒出了一个个问号:我的母亲从哪里来的?那里是什么景象?甘肃老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们逃荒路上是怎么走的?我产生了非常强、非常强地去知道的欲望。

我就想和母亲回一趟她的老家,回一趟她出生的地方,她成长的地方,她逃离的地方。我从没有去过,我渴望回去一趟,关于母亲和她代表的家族的一切,我就会知道得更丰富、更切近。我觉得,我和那块土地肯定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只有回去一趟,那儿才能真正属于我,我也才能真正属于那儿。

2011年7月,从甘肃老家回来后,我反复思考了好几个月,才决定采写大饥荒——我被它给粘住了、缠住了,身不由主。

高伐林:中国大饥荒惨烈的省分和地区很不少,您集中写了甘肃和陕西老乡的故事。您是根据什么选择这些调查地点的呢?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进入您的视野?

依娃:我最初也考虑过走访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西等地,后来发现不切合实际,花费和时间就不说了,最主要的是,我不认识那里的人,怎么能尽快得到他们的信任?于是我放弃了“花钱乱跑白费力”的设想。

选择甘肃,因为甘肃是我母亲的老家,秦安县是我最早、也是比较容易的切入点。我还有一些亲戚在秦安的乡镇,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通渭县本来有一个好朋友,说好带我去乡下采访。但是他提前“暴露了”,被有关方面警告,我不能给他增加更多压力和麻烦。刚巧我有一个本家远亲在通渭,我就去了——通渭饿死了1/3人口,被中央列为“通渭问题”,

因此是很有挖头的,一家饿死几个人在那里是“正常”的,十个人有八个人见过人吃人。天水地区是甘肃大饥荒的重灾区,饿死了一、二十万人,通过记录片导演胡杰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些当地人,他们很热心,很支持我的采访工作。

甘肃逃荒妇女遍布陕西各县,这也是我采访的一个重点。家人、朋友都很积极地帮我四处打听,用汽车、三轮车、摩托车带我去采访。

进门是初识,出门成亲人

高伐林:您这个考虑是对的,您与调查对象有比较相近的背景,才便于理解他们。

依娃:我是个历史的小学生,口述历史的初级探索者。我是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总结经验。

高伐林:您这样说,是谦虚的,不过,从您的书也可以看出您确实是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口述调查的专业性其实是很强的,有一套学术规范,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和身分这些要素都要介绍清楚,得到的材料才可作为口述史料,放心使用。您在初期可能缺少经验,有的要素交代得不够清楚,越到后来就越完整准确了。请问,您是怎么向这些农民们调查的呢?

依娃:我去采访,得带两个录音笔,好几枝笔,两三个笔记本。我一般都是和受访者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谈,这样让他们觉得没有压力,因为有时候妇女会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老人们会骂村子里的坏干部;同时谈话也不致于受别人插言搅扰、打断思路。

有时候受访者会把话题拉远,我就把话题再问回来,自己要懂得掌握控制,让对方尽量敞开地、畅所欲言地说,不去打断、不去评论,更不要表现自己。其实,就是当一个专注的好听众,看着他们的表情,对视着他们的眼睛,听他们说,把自己的苦难都讲出来。尽量从不同角度多提问题引导他们叙述。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感受都不一样。

常常让我自己都很惊讶:进门,彼此是陌生人;到离开的时候,我们拥抱握手,无所不说。那些老奶奶、年长的妇女拉着我的手就喊:“亲人呀,见到你就见到亲人了。”给我装上花生、鸡蛋、水果等,把我当成来串门的亲戚。所以,我不是觉得我是在工作、是在采访、在搜集资料,而是来看望我的亲人,听亲人讲述他们的经历,我要把我的父母兄妹的苦难写下来,记录下来。不写,我对不起他们对我的信任和热忱。

这三年多,我走访了甘肃和陕西十几个县,采访了近200人,录音200多个小时,有照片800多张,包括搜集到一些珍贵的老照片,还有幸存者的手迹等等。我希望以后捐献给有关学术机构保存。

高伐林:从这部书来看,我觉得您的照片还可以照得更多,留下更丰富的影像资料。您采访了近200人,才有800多张照片,似乎不够,让我觉得有点遗憾啊。除了幸存者本人,还有家人与亲友邻居,家内外、村内外环境,死难者的坟茔墓碑,当年的用具、遗物……这些都有历史价值,都能让没有经历过大饥荒的后来人和研究者,更直观地感受那个浩劫年代。第一次采访顺利吗?是采访家庭成员吗?

依娃:第一次采访,可以说是非常顺利,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写作大饥荒的想法。就是想多了解大饥荒、饥饿、饿死人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住在纽约的作家张方晦先生打电话,他说:“你想知道饥饿,算你找对人了。”记得那是2011年9月11日,我坐上从波士顿到纽约的长途巴士,找到张先生,他很健谈,谈了他作为历史反革命子女“被移民”到甘肃戈壁滩的经历——500多人,半年就饿死了100多人,让我非常震惊。

高伐林: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了?

依娃:我得老老实实回答,我本来对历史和政治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从来没有就任何主题,采访过任何人。这个调研和写作,让我脱胎换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做不做?有没有能力做?怎么做?都是我最初挣扎、考虑、徘徊的问题。在决定做这件事情以后,有很长时间,我非常焦虑,寝食不安,就担心能不能找到受访人:到哪里去找?找到了他们敢不敢说?愿不愿说?会不会说?如果没有大量的幸存者口述,我根本不可能写出一本书。

高伐林:这种调查,难度特别大。第一,您的课题非常敏感,就很难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帮助;第二,大饥荒毕竟过去了50年,即使是当年十来岁的孩子,现在也年过花甲,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模糊;第三,这个课题决定了您的调查对象文化水平肯定不高,记忆、表达能力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依娃:是的,有些朋友和搞研究的前辈对我说:“和农民说话,很不容易,他们也说不清楚。”“农民不敢说,看你拿出录音机、笔记本就不说了——这不是他们的错,是中国历年的政治运动把人搞怕了!这很可悲。”还有人出主意:“你雇人去采访,这样比较实惠,花钱少。”我也想过在媒体上刊登启事、电话采访。但是,我发现,真正的老年幸存者,根本不上网、不看报也不与外界交流,甚至没有电话。我知道,那些办法都不可行,挖掘历史的真相没有捷径,不可能“多快好省”“大跃进”。我必须自己去农村,尤其是去穷山僻壤,去一个个寻找,去一家家面对面,亲自问、亲自听、亲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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