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宠幸高干姐妹:炫耀丑事泄露机密
发布日期:2014-08-15来源:迎春论坛录入:春雨
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一九六五年三妹所以急如星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已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

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一九六五年三妹所以急如星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已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三妹失节事小,领袖形象事大,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以使其腹中“龙种”有人认领,好代伟大领袖当个“替罪羊”,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将我那画家朋友从西藏紧急召回,不由分说先与三妹入洞房,当了个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涂新郎。

也是在这期间,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等等床上秘闻。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如三妹不只同“圣上”有染,还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有回带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车去什么地方,让老公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那老公从车前后视镜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搂又摸又亲著,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能发作。那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并声称自己这是“助人为乐”,又说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闲着,谁想去就是了,只要她乐意,他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

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当即表示,他应立即离婚,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借口搞掉了,不论是“圣上”还是“司令”,会像撚死一只蚂蚁似地灭掉你,死了也不知道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死掉。我那“铁哥们”后来果然回来,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只是已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另有新欢,等三妹办妥离婚,黄瓜菜都凉了,已高攀不成了!

他们离婚以前,我“铁哥们”有次苦恼地对我说,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战场”,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干,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干,正好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来,又在他们家同一个首长千金干。这第三对的“战场”就在画家的画室里,画家回家时,见每个床上都被衾狼藉,床单褥垫上还留下了幅幅“地图”,他只得忍气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

二姐到北京来,知道此事后骂道,这南河沿一二四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好在这时伟大领袖已经病入膏肓,不需三妹常常进“宫”,而且老人家身边已经另有“宠妃”,三妹已生过一子一女,不必再为领袖服务,就在这时卫戍司令才插进一腿补了此空。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涉及我朋友的隐私,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应属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所以我和我那“铁哥们”,一直也一齐为此严格保密著,直到他们离婚以后,我终于逐渐知道了他们家主要是三妹的这些事。

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丑,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并且不无得意之色。这也难怪,中华八亿同胞(当时人口统计数字),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算是二亿,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有几人有此“幸福”,亲身享受、也给“圣上”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这等“皇恩浩荡”的超级“荣誉”,当今世上几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毛死后三妹呼天抢地惹江青大骂

遗憾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吾皇驾崩”,停灵于人民大会堂,接受人们瞻仰遗容和沈痛悼念。这时三妹赶去,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声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啊......据说“第一夫人”江青闻讯大发雷霆道,这个李××,胆大包天,居然大闹人大会堂,看我怎么收拾她!可喜的是当年十月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首当其冲成为阶下囚,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这才使三妹逃过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红色女皇”手里,很可能会同汉高祖的吕后一样,把先皇刘邦的一个宠妃,不只打入死牢,还砍去胳膊和双腿,更“去眼,辉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妹幸免也当“人彘”之难,所以她和我们一样,都欢庆“四人帮”的垮台,为我们都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

极其珍贵的“国宝级革命文物”

前已说过,三妹总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还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并在全国征集关于毛主席的文物,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诗词、书信等等,都必须上交中央入档,不得流散在民间和个人手中。见此中央通令后,三妹来找我去,让我看了她藏着的一批领袖文物,此前我已在她那儿见过几件,这次让我全部一一过目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手头竟拥有大批价值连城的特级文物似的“国家珍宝”!这些宝贝平时锁在一个小皮箱中,那里面全是伟大领袖的亲笔墨宝,其中不少是老人家特地题赠给她的,例如有一幅名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现在国内发表并流传的同一诗词,并不是老人家专门题写的,其实是从他给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不仅没有前言小引之类,词中也有笔误和修改处。但三妹的这一帧,却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纸上精心题写的,前有关于此词的“小引”,后有特意御笔亲书的“跋”和“题赠李霞同志”一行大字。

前文已写到,“李霞”是伟大领袖为三妹起的“御名”,将怀念“霞姑”(即杨开慧)的词,书赠给“李霞”,其意义自然深远,词后老人家那龙飞凤舞的狂草署名,更是令人惊叹。整幅诗词的笔下功夫,不只是老人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在当今“书坛”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无价珍宝。我欣赏后对三妹说,仅这一幅字,你下半辈子就是什么不干,也吃喝不愁了,因为你已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她得意地说,你再看,我这还有呢。接着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诗词手稿,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书的,有的是古诗或名词的重新题 写,还有一些题字题词,有几件是“向雷锋学习”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等不同题字(关于雷锋的题字,后来引发了另一个故事,此处暂略,下面专写)。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家给三妹的一批亲笔私人信件,有的是在八开白纸上用铅笔写的(这是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时专用的),有一信竟长达五六页,其中对“李霞”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谆谆教诲,如嘱她好好学习、戒骄戒躁等等,有几处对她的批评,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看来伟大领袖对她似已动了真情,并且是用了真心的。我一面欣赏这批文物,一面止不住为三妹惊叹,为她骄傲更为她担心,她个人私藏着这批特级文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一颗颗“定时炸弹”,它太珍贵也太危险了,她不能就这么留在身边!

三妹说找我来并让我看这批文物,就是为了商讨一个怎么处理的办法。这时她已与画家离婚,身边暂无别的亲人,所以临时召唤我来商量此大事。我一面为她对我的信任而感动,一面为见到这批文物而高兴,就说按照中央规定,这些文物应当上交,但是这是毛主席写信给你 个人的,上交后自己就没有了,这很可惜。她说自己正是这么想的,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道,最好能复制一套下来,上交一份,自己保存一份。她说到哪儿复制呢?最好能“拷贝”下来一点不走样。我为她开动了脑筋,想到我的老上级华楠,这时正任总政秘书长,手下肯定有新型的文件复制设备(那时还不知道那叫复印机),我说可以去找他商量,请他帮助复制一套下来。三妹说也好,你替我去找找他看。我受命去见了华秘书长,他思考后说,这批需要复制的东西,应该先全部拿给他看看,然后决定是否复制和怎样复制。我回去告诉了三妹,她皱起眉头道,都让他看了,不就又扩散了吗?加上复制的人,还保得了密吗?她踌躇一阵后说,不行不行,不能让更多人看了,还是等等再说吧。于是这批关于伟大领袖的国家特级文物,一直还在三妺手中。到她去世以后,又作为遗产传给了她女儿。她女儿的 老爸即我那“铁哥们”,也曾同我商量,那批文物确实等于一种“定时炸弹”,放在谁身边也将是个“祸害”,应该劝其女儿寄存到银行保险柜中。但是他早已与三妹离婚,女儿也不太听他的,他只有建议权,却无决定权,不知他的女儿照他说的办了没有。这使三妹虽已去世,却留下了一个“国宝悬案”。

三妹再婚,找了个“屁股冒烟”的

三妹与我那“铁哥们”离婚后,就搬出了中办分给她的住处,搬进了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一套住房,她就是在那儿向我展示这批文物的。由于当时我正中年丧妻,她又已离了婚,两人都是单身,并且她的二姐夫妇早有撮合我们之意,加之我们多年的交往,如今又对我很信任,有好事者就鼓动我再与她好。我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不予考虑,心想就算她没有后来那些事,与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等都没有关系,这个“小姑奶奶”我还是不敢惹,并且她头上没有“帽沿”,一直都在朝上看着,当初我那“铁哥们”,不听我的警告,与她结了婚都有了儿女,却落得了鸡飞蛋打,离婚散伙的严重后果,这都是不听“老人”言的结果。我便对怂恿者说,她哪能瞧得上我,我还是找个能安生过日子的人吧。不过虽然如此,我和三妹还是友谊长存并交往不断,又了解到,她和在她家同她哥干那事的那位首长千金,一起商讨如何重新 安排她们的终身大事,就都把各自原来的老公给“休”了。相约各找一个能“屁股冒烟”的,即有专用小车的大干部,好补过一把当首长夫人的瘾。可惜三妹原来瞄准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已经“名花有主”,她因离婚耽误坐失了良机,只得另选目标了。

就在这时,有位超龄的“白马王子”闯上门来,不过此公当时“屁股”并不“冒烟”,但是这位自荐“毛遂”的“屁股”,不仅曾经而且仍将“冒烟”,有着相当的保险基数和发展前途。据三妹后来说,这位是拼命追求她来的,此人本来是位高干,我也早就认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总政宣传部长,是全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只是后来随谭政主任一起下了台,到“文革”中又错投到林彪麾下,一度成为“副统帅”的智囊和笔杆子之一,哪知林彪又倒了台,被审查了一阵后,认为陷得不算太深,解放出来正靠边站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此前他已丧妻,听说三妹正找对象,忙来报名应征。这时三妹也正上不著天下不着地,已届中年却身边无夫,当这位前任部长将军对她猛攻穷追时,只得盘算衡量予以考虑了,又与大姐、二姐再三商讨斟酌后,认为此公虽然暂时落魄,但是从当年到将来,仍然大有可为,其资历和原级别都明摆着,必可东山再起,并且他虽比三妹年长二十多岁,却比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年轻多了,也就没有拒绝。这位前将军部长为了追她,不惜抛弃架子和斯文,不断到三妹家来,为她烧菜做饭忙家务,殷勤侍候这位“娘娘”。在软磨硬泡之后,果然称其心愿,成了三妹的虽不完全满意却也门当户对的又一“郎君”。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猛追三妹,其中有个重要缘由,原来他发现三妹“朝中有人”,与中央及军委若干领导人都较熟悉,与她婚后将取得一条直通上层的捷径,保证将来能重任高官。三妹确也不负所望,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与魅力,保举这位郎君终于又升了上去,重新成为军中一位高级干部,并且享有了中将军衔。由于我和三妹的友谊,这位前部长大人,竟也成了我的朋友,日后我们曾多次交往,而且演绎过一段故事。这也是后话,待下面再说。

三妹新任老公,下令不准泄密

三妹手上那批未出手的“特级文物”,常常“烧”得她不大安心,有次她又把我找去,看了一份她的毛主席谈话笔记。这是老人家几次关于文艺的谈话,她听后回来马上追记下来的,其中特别是关于京剧的一部分,不仅都是闻所未闻的,并且看出老人家对此确是情有独钟,对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堪称内行,对京剧的改革发展,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看后对她说,这些谈话如果整理公开发表,必将引起各方注意,甚至可能引起轰动。她说自己也这么看,所以找我商量怎么拿出来。我考虑后说,整理发表当然很好,不过据我所知,凡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个人都无权随便拿出来,也没有哪家敢擅自发表,都应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毛选》编委会统一处理,到了他们那里,怎么发、何时发和发不发,就由不得自己了,反正不会允许个人发表这类文章,说不定还会引起别的什么问题,看来这事比较复杂甚至麻烦。原来三妹所以想发表这些谈话,只是企图借此宣扬和突出自己,显示自己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表明她如何领会并掌握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深得其“精髓”,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势的筹码,大出一番风头,成为世所瞩目的人物!但是看来难以如愿,闹不好会事与愿违,出别的事。她皱着眉头想了又想后,才泄气地说,那就算了吧。我也遗憾地说,以后看情况再说。此事就此搁下,那批领袖谈话笔记,至今还在她那儿保著密,可惜又都成了遗物,谈话者和记录者都已辞世。不过当年三妹欲借伟大领袖标榜显示自己之心一直未死,不久她又找我商谈了一事。

我国每到逢三的年头,都要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字的几十周年,掀起又一次学习雷锋的高潮。记得是在一九八三年,三妹又悄悄让我看了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迹墨宝,那是关于学习雷锋的不同题词。她说一九六三年 《中国青年》杂志请伟大领袖为雷锋题词,她就在主席身边,那天老人家兴致很好,一边应约题词,一边对她说了不少对学习雷锋运动的看法,特别是他对雷锋本人,以及关于如何宣传雷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我听了感到十分新鲜和重要,认为应该整理出来发表。她说我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帮我整理吧。她又拿出几件不同的领袖题字,说配合文章同时发表。原来那天老人家题写时,一口气连写了好几幅,只选出一张给了《中国青年》,其余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这些题字别说都拿出来,就是只发其中一件,也会引起轰动的。但我深知这位“小姑奶奶”的用心及其目的,不想被她拖进这类事中,就对她说,发表这类文章特别是主席题字,不能是个人行为,最好有个宣传单位出面,由组织和领导来处理此事,例如让报刊记者来访问你,你向他们介绍主席的谈话,再出示不同题字,这就名正言顺并不由个人负责了。她说这样也好,又说你是《解放军报》的人,就由军报来访问我吧。我说回去找报社同志说说。一位军报名记者得知此事,大喜地说就由他去采访三妹,她也很高兴。其实我是将此事推了出去,无意为她去张扬招摇和招惹是非,不料后来还是牵扯到我。我为三妹办了此事后,正好去南京出差,老军长和二姐家就在南京,我就去拜望他们,哪知我刚进他们家,突然有我的电话,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从北京给我打来的。

这位新任三妹夫,已经就任高级领导职务,后来又当上了中将,他为什么要找我又怎么找到我的呢?原来我离京前曾告诉三妹,我将去南京并看望她二姐和姐夫,问她有什么事不,她说没有,但让我到二姐家后,可以用军线和她电话联系。我也没什么事要和她联系,她的新任老公却用电话追踪到我,说是有急事找我,从三妹处知道我来了南京又来到二姐家,恰好“逮”住了我。他找我什么事呢?那位首长大人在电话中急乎乎又气乎乎地对我说,你怎么把三妹提供的毛主席关于雷锋的谈话和题字捅出去了?我忙说自己并未参与此事,是军报记者听说有此谈话和题字,他们直接找了三妹,可能为此写了访问记,也可能准备发表,不过这是军报领导决定的,与我没有关系。那位首长严肃地说:这个访问记决不能发表,我坚决不同意发表此文。我说这事你得给军报领导说,跟我发火没有用。他又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等等,说是事关党和国家领袖,决不能这样随便马虎。我说反正这事与我无关,将其一推六二五,他只得把电话给挂了。接此电话后,我一直纳闷。在宣传学雷锋时,发表这个谈话和题字,不是正好吗,为什么惹得那位首长如此恼火,要坚决反对和严格制止呢?并且把电话追到南京对我兴师问罪地大发肝火,这到底因为什么呢?我回北京以后问了三妹,她说自己新任老公已经通过军报领导,将那记者写好的访问记连原稿带清样,统统收走并且藏在他的保险柜中,严令一字也不准外泄。我问三妹这是何苦呢?她苦笑着反问我,你说是为什么呢?我这才猛然惊觉,如果访问记发表,就等于将三妹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从此大白于天下,她那“宠妃”身分也从此公之于众,并且从此给那位首长在将军帽之外再补戴上一顶“绿帽子”,他吃了伟大领袖的“剩饭”,以后还怎么当官和做人?所以才气急败坏地严禁此文发表,并且坚决堵住包括我在内的可能泄露这一“机密”的各种渠道。只是这么一来,也堵住了三妹借此炫耀自己和扬名作秀的机会。好在我对此早有防范,估计到可能节外生枝,没有被三妹拖进此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的新任老公卡住了此事,幸亏我已脱身,不然我不仅将白费力气,更将得罪那位首长,使我“吃不了兜著走”!

大首长官迷心窍,找错人又白费劲

说起这位首长,以后与我还是发生了一些故事。他原是总政宣传部长,我曾是他手下又手下的一个小干部。记得我第一次见他时,竟闹了一个小误会,那是一九五八年底,他刚到总政宣传部所属的《解放军战士》社,有一回部里开全体会议,我到晚了坐到前排空着的位置上,旁边已坐了一个“大尉”,我以为是部里的干事什么的,就同他随口说了什么。一会儿会议开始,主持者说,现在请×部长讲话,我身边那“大尉”走了上去,并且讲起话来。我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少看了他领章上的一条杠,他是双杠加四星,我却把大校看成了“糖葫芦”似的大尉,幸亏刚才没同他说别的,不然必然冒犯这位顶头上司。不久他又升为少将,我就对他更敬而远之,在总政几年几乎从未与他再搭过话,他也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想不到由于三妹的关系,我们又“狭路相逢”,走到了一起,并且似乎也成了朋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事。他当总政宣传部长时,因为上层一些矛盾斗争,一度被打了下去,他手下有个处长,却乘机爬了上去,不仅成为宣传部的副部长,到“文革”后竟与他成为同一单位的同级高级干部。那位后来居上者,在一九八三年整党时,被派到《解放军报》来当代社长兼党委书记,负责主持军报的整党工作。其实此人在“文革”中劣迹斑斑,跟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干过不少坏事,由这种人来领导军报整党,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就是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但是人们意见再多也奈何他不得,人家有权就有理,正图借机爬上总政副主任高位。三妹的新任老公,当时正与他“竞选”此职,知道我对此公不满后,竟把我视为借用力量甚至同盟军,特地找我去,向我提供了一批材料,说这位“代社长”怎么怎么坏,让我们一起把他给拉下马来。这批材料虽也过硬,但是此公自有后台,我们怎么也攻不倒 他,仅仅使他未能爬上总政高位,军报整党结束后,仍回原单位担任原职,打破了他的黄粱美梦。一九八八年又和三妹她老公一起,同时晋升为中将,只是此公大概缺德太多,致使寿命不长,刚扛上新牌牌就因癌症一命呜乎,三妹老公为此十分高兴,因为阎王爷帮他清除一个竞争对手。这是我与这位首长的一段新的“战斗友谊”,接着又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三大”前夕即一九八七年夏,三妹和她的新任老公突然对我格外关心起来,我住在军报院内一座六层楼上,他们夫妇两人竟爬楼同来看我,使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又有次他们为我专程送来一些葡萄,说是刚从宣化带回的,送点给我品尝。我对此并未多往别处想,只以为是老首长看在我与三妹的老关系上,对我表示亲切关怀而已,哪知其中却大有文章。有一回这首长用专车将我接到他家,三妹那天不在家,家里也没有别人,就他和我两人,在我落 座品茶时,他就对我说开了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特别说到他和某某中央领导人,原是平级战友;某军委领导还低于他,又表明自己对我军政治工作如何有建树、有创见、有雄心大志等等。当天和我共进午餐时,不仅菜肴丰盛,而且规格颇高,简直像招待国宾,使我大过了一通嘴瘾,晚上又用专车把我送回家。在当时和回来后,我一直纳闷,他与我如此深谈并热情接待,到底为了什么?我只是一个小兵腊子,除了手里一支笔,别无所长和所能,他不会是要我为他写回忆录,因为他们单位和自己手下,就有出色的笔杆子,用不着舍近求远地找我,怎么也想不透他为什么和我谈那番心。过了一段时间,有回又见到他,连忙同他打招呼,他竟不搭理我,我以为他是首长,也许正考虑大事,就没往心里去。在碰到三妹后,我请她替我问候那首长,她却说你还是离他远点儿,他对你十分不满。我说自己从未得罪 过他,他的不满从何而来,三妹笑道,你以后就知道了。

可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那位首长所以对我“亲切关怀”和“热诚友好”,是为了讨好和巴结我。他官比我大得多,巴结我这小兵腊子干什么,原来此公别有用心又用心良苦。当时我正为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已逝夫人编文集和写传记,有时就在杨府上班,能够面见杨副主席。三妹她老公又获悉,我的老丈人正任“十三大”的“人事小组”成员,这个“组”虽“小”,声望影响却极大,负责对全国全党包括全军的高级干部进行审核物色,择优推荐为“十三大”的新中央领导班子,并为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提出人大、政协特别是国务院和军委的领导名单。他 们的提名由“十三大”通过后,新一代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就将一一就任登台了。所以许多企图高升的上层人士都力图接近甚至打入这个“小组”。又有一小道消息说,我那老丈人将主持军委工作,这将直接影响到包括三妹她老公在内的一批军中高干。这位首长正梦寐以求地谋求总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的高位,他以为只要先买通了我,就既可以向杨尚昆递上话,更可以在我老丈人面前为他美言造势,由我几处给他打内堂做“托儿”,他这个总政主任或副主任的位置,就能如愿到手了。他把我当成了政治赌盘中的一只“骰子”,所以才对我“关爱有加”,不惜“礼贤下士”,对我又送葡萄又探望,又摆筵席又谈心,特别对我大吹自己的“丰功伟绩”,就是要我为他做个“传声筒”。哪知我这人极不开窍,白吃了白喝了又白听了他的一番又一番美食美言,却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食而不知其味,我在杨面前,除了文稿的事别的什么也没说过;那老丈人回家,又绝口不提“人事小组”的事,我也根本不知有这么个“小组”,至于说他将主持军委工作,更是决不可能,并且我若真有什么能量,自己不早就爬上去了,何苦只去为别人说什么话,“为他人作嫁衣裳”呢?所以那首长想求我办的事,我是什么忙也没帮,什么话也没说,使他对我的期望,特别是他自己的升官美梦,完全落空地成为泡影。直到“十三大”结束,他也没分到半杯残羹,这才造成这位首长对我严重不满,因为我叫他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不过我弄清此事以后,对那位首长却由原来的敬重改为不屑了,他几十年前就是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是个专门教育别人,指导全军、又专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干部,然而其人格竟如此低劣卑下,为了谋求高位,竟不顾体面又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堂堂一个中将,居然拜倒也败倒在我这小兵腊子面前!以前他是为借助三妹之力,不惜为她下厨忙家务,借与她结婚达到自己目的,实际是向她卖身,后来又向我卖笑,等于是个毫无廉耻的娼妓,虽然他原是个一米七以上的汉子。这种人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并且是政工干部,不只是党的悲剧,更是军队的耻辱,党和军队怎么能用这种小人到台上去呼吆喝六呢?

三妹好梦不长,面临又一次婚变

那位首长之追求三妹,其实根本不是出于爱情,这种人心中可能从无所谓爱情,他当初看中的首先是三妹在上层的门路多与关系深,正好为他服务帮他升官。只是三妹哪是为别人效劳的人,她之所以与那首长结婚,也是以身作一赌注,预计他可能爬上去,后来虽然并未完全如愿,却也“屁股冒烟”有专车了,三妹总算也当上了高干夫人。只是她这时官位也已不小,其胃口或野心也更大,就在她那第二任老公来巴结讨好我时,她自己也对我格外亲热,一再对我柔情蜜意的,动员我也到她那里一起去工作,希望与我并肩作战。原来她也看中更看重了我为编《李伯钊文集》和写作《李伯钊传》,正与杨尚昆家“亲密接触”,就向我掏出了她心中的宏图大略。这时她已是总参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却正觊觎总政文化部长的高位,很想使自己“更上一层楼”。他说最好我能和她一块干,她当上了总政文化部长,我可以当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由我们两个把全军文艺工作管起来。我闻听此言心中一惊,却又未动声色。她有如此官瘾,我却不屑相陪,但是当时我正被总参二部、三部所吸引,很想去开发那里从未开发的创作“富矿”,并打算在总参创建一个创作室,就顺水推舟地去了总参。去 后才发现我想得太简单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愿望难以实现,就不太积极了。在与三妹直接相处共事中,我发现她其实志大才疏,她的幻想也是空中楼阁,绝无实现的可能,并且她根本不是这块料,这些年她已不是当年的三妹,也已人老珠黄,接近晚年了,本来我就无意与她合作,在总参呆了一阵,就悄悄退了下来。三妹本比我小,却比我早离休,五十五岁当年就下了台,她的官运也到此划上了不圆的句号,一生的追求、奋斗和拼搏,全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就在三妹官场失利时,“后院”又起了火,她与其新任老公之间,又发生了严重问题。我开始不知道,有回在电话中偶尔问起那位首长,她竟立即破口大骂那“老家伙”、“老混蛋”、“老流氓”等等。前已说过,她那第二任老公,对她其实并无真情,由于三妹自有公务,不常回那首长家住,有人就乘虚而入,为她老公送来了“温暖”,那首长当然正中下怀。一来二去,三妹也风闻“第三者”插了足,有天她去那首长处,那个“第三者”知道她在家,又知道首长家电话连线,竟打电话来找那首长,明知三妹正在“窃听”,故意与法律上仍是三妹老公的首长说了许多肉麻情话来气她,等于公开向她的夫人地位提出了挑战。三妹是何等之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对我在电话中臭骂那女的是“骚狐狸”、“臭婊子”、“臭不要脸”等等后,又向我严正宣布,要坚决与那“老家伙”离婚。他这一个电话打了至少一个小时,也痛骂了那对“狗男女”一个多小时,听得我耳朵都麻木了,连握耳机的手都酸了。我只得劝她先消消气,不要着急,不能生气,等我们见面再细说。也就从那时起,我每次再见到三妹,她都只有一个话题,就是痛斥臭骂那“老流氓”、“臭婊子”和“狗男女”,并且是循环反复,无穷重复,使我耳朵都听出了“茧子”,以致不敢再见到她。

三妹对其第二任老公,其实也无真情,他们这对夫妻只是在相互利用、各下赌注而已。她对前任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倒是多少有点旧情,加之共同抚养了一儿一女,两人总是有些“幸福的回忆”。他们离婚后儿子随父女儿随母,父母又随儿女经常一起会面重逢,这时不仅儿女高兴,两个大人也很愉快。这里得补说一事,我那画家朋友在三妹以前,有过一次婚史,女方是他在“新旅”时的战友,后来是上海的著名舞蹈家,曾主演过舞剧及其影片。因为男在北京、女在上海,又都不能离开各自的“根据地”,两地分居,天长日久,不免发生问题,两人就好聚好散分了手。三妹也是“新旅”战友,她才与画家结了婚。有一年画家前妻来京演出,邀请了画家及三妹各带儿女出席观看,看后还一起相聚交谈,形成了画家为一方,前妻为一方,三妹为一方,加上其儿女, 共为“三国四方”式的友好会见。三妹的哥哥也与前妻分了手,又在京成了个家,逢年过节三妹和女儿、画家和儿子就相约都去孩子舅舅家会合,全家相见依然和美欢乐。由于我与他们的友谊,他们就都带着儿女一齐到我家相聚,使我家成为这对离婚不断情的前任夫妇幽会之处。只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对三妹那新任老公严格保密。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首长还是侦知了三妹的不轨行为,后来他们打离婚时,这也成了男方告女方的一条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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