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瑰宝汤飞凡
发布日期:2014-05-07来源:丁香园作者:京虎子录入:春雨
以为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这个名字,会有千百条详细的资料。不料查询之下,仅仅是有限的乾巴巴的几条。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英雄、所谓的风流人物,充斥于网络,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翻来覆去地争议,来来往往地探讨。这些如雷贯耳的有几个比得上这个名字对民族、对人类的贡献?

一、心中萦绕的名字
二、英雄慧眼
三、拓荒者的回归
四、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五、生命的绿洲
六、中国不亡
七、再一次选择
八、两个人的轨迹
九、少年有梦
十、士可杀不可辱
十一、身后那些事
十二、渐渐远去

汤飞凡(1897年1958年

一、心中萦绕的名字

猴年马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凉爽,不寻常的天气似乎预示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果然在六月下旬,卫生系统流言四起,以至于国家卫生部不得不召开新闻发表会,就今年萨斯实验室事故答记者问。新上任的主管副部长声明:请大家容许我保密两天。

两天后,七月一日,中国***建党七十七周年。卫生部召开大会,宣布追究领导责任,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到病毒所,最后是腹泻病毒研究室,从上到下一口气摘了五顶乌纱。尘埃落定,相关报导充斥报刊网络,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声誉到了历史最低点。

去年萨斯时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今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天气骤然转为闷热。望着乌蒙蒙的北京,心中猛然想起一个名字──萦绕在心中二十年的名字。

当中国人渐渐开口说出真话的时候,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一个又一个故事所勾画出的豪情和悲伤,使这个名字深深印在心中。

以为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这个名字,会有千百条详细的资料。不料查询之下,仅仅是有限的乾巴巴的几条。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英雄、所谓的风流人物,充斥于网络,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翻来覆去地争议,来来往往地探讨。这些如雷贯耳的有几个比得上这个名字对民族、对人类的贡献?

人们缘何钟情于沾满鲜血的双手而无视救苦救难的心肠?

几十年过去,这个名字已经获得了原本属于他的名誉和地位。但无情的岁月和我们这个善于向前看、乐于健忘的民族使这个名字渐渐沉入历史的泥沙中,再一次渐渐被遗忘了。

有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洗清历史长河中的污泥浊水,这名字将永远如金子般闪亮。

这个名字是:汤飞凡。

二、英雄慧眼

近代中国是湖南人的舞台,从曾国藩到毛泽东,湖南人最终成为中国的主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南大旱,“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 7月23日汤飞凡出生于湖南醴陵。

汤家在当地是个旺族,到汤飞凡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父亲设馆教书维持家计。汤飞凡行三,五岁启蒙,父亲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训,送他到二十里外的东岗就读于何家义塾。

何家与汤家为通家之好,年轻博学的何家少爷素有大志。年幼的汤飞凡勤奋好学且意志坚毅,一如其眼界便十分钟爱,除了为他课外辅导外,还教他算术自然等新学。何少爷连得三女后,向汤家提出将其中一女许配给汤飞凡,而且可以等汤飞凡成人后自己选择。

世事难料,爱汤飞凡如己出、誉之为天下英才的乡野书生居然成了一代枭雄。辛亥革命后,何少爷弃文学武,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入湘军,从排长干起,一步一步成为湖南霸主,后来更因为毛泽东的一首蝶恋花的角注,成为除蒋介石外不做第二人想的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反对派:何键。

总角时便入英雄慧眼的汤飞凡所走的却是一条截然不同道路。汤飞凡12岁入长沙城南小学堂,三年后毕业,追随二哥考入甲种工业学校。虽然学工,但他从小目睹家乡父老贫病交迫,一直有志悬壶济世,两年后湘雅医学院成立,汤飞凡从甲种工业学校退学,成为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

七年寒窗,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三十名学生,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十人。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届的泰斗,除了汤飞凡外,另一位是毕业时名列第一、与汤飞凡同岁的内科名宿张孝骞。

七年的医学训练,不仅磨炼了汤飞凡坚韧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对济世有了新的认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巴斯德(Pasteur) 和寇霍(Koch) 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天骄,陆续发现了大部份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人称东方寇霍。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曾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申请到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当同学邀请他一道开业行医时,汤飞凡说出毕生意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何键此时已为湘军团长,见汤飞凡医学院毕业,向汤家重新提亲。汤飞凡在何家三千金中选中十五岁的二小姐何琏。以何键之意,女儿随军东奔西跑极不安定,希望能立即成亲。汤飞凡因为要去北京进修而无法养家,最后只是订婚。

汤飞凡在协和医学院一年后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准备赴美深造。

兵荒马乱的湖南,局势复杂多变。这次何键不再迁就,汤飞凡与何琏成亲后,一起到了美国。

年轻的汤飞凡走的是一条科学之路。

三、拓荒者的回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病毒学的拓荒时代,汤飞凡所进修的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研究重点此时正转向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新的方法。作为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在哈佛的三年里,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导师强烈要求汤飞凡留在哈佛。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以及病毒学研究刚刚掀开的无比宽阔的视野,吸住了汤飞凡的心,他决定留下了。

这时一封信来自大洋彼岸,写信人是他的老师颜福庆。

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毕业于耶鲁医学院的颜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领袖。汤飞凡就读湘雅医学院时,颜福庆任院长。离开湘雅后,颜福庆就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鉴于当时国内几所较好的医学院都是外国人创办的,颜福庆矢志创建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体系。乘国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机会,颜福庆倡议设立医学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议,医学院与1927年9月于上海开学。次年颜福庆辞去协和职务,专任此时已经改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医学院虽然设立,可是经费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资助,十分困难,师资尤为缺乏,开学时只有教师八人。百废待兴的颜福庆想起了人在美国的汤飞凡。

颜福庆在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只是如实地列出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的困难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为这种开诚布公,使汤飞凡骤然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当即决定归国。1929年春,汤飞凡携夫人归上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系副教授。

所谓中央大学医学院,其实只有二十九个预科学生以及极少的教职员。汤飞凡任教的细菌系压根就没有,颜福庆给汤飞凡的第一项任务是筹备开始细菌学的课程。汤飞凡认为,理论必需联系实际,细菌科的重点在实习。他到上海后,立即着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隍7d始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进行研究,于们930年开始陆续发表论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正教授,同时受聘为英国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可以利用该所齐全的设备进行复杂的实验。1935年汤飞凡到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进行短期协作,于1937年初归国。

从1929到1937的八年中,汤飞凡在所研究的病毒本质及有关的方法学、牛胸膜炎的病原学以及后文着重介绍的沙眼病原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所发论文许多篇被权威性专著或教科书引为经典文献,可以说短短几年内硕果累累。

如果再给汤飞凡几年时间,以他对科学的执著、严谨、敏感以及病毒学研究的历史机遇,实现东方巴斯德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是爆发于1937年的抗战,彻底的改变了一切。

许多年后,他与人谈到这个少年时的梦想。有人说这是命运,汤飞凡的回答是:“不是命运,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四、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1937年,不仅汤飞凡的命运,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到了转折关头。命运没有给汤飞凡另一个八年的研究时间,给予他以及中国人的是八年炼狱般的民族兴亡。

8月13日,中日于淞沪会战。

按今天的叫法,汤飞凡不仅是海归,还是国际知名科学家、外企高级主管、太子党,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对一个一直在象牙塔内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没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么。对一个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即使他愿意为抗日出力,像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能做的只有呐喊助威。

汤飞凡的确象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静的实验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要做的不是上街示威游行,不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是真正的匹夫有责。

汤飞凡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随上海医学院的师生组成的医疗队驻扎宝山。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汤飞凡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

救护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几次几乎被击中,数人相继受伤。就在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个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间只回家两次。夫人十分担心日军的炮火,身高一米六零的汤飞凡有自己的主见:“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三个月中,医疗队转战宝山、闸北、苏州河南岸,直到上海沦陷,称得上出生入死。在那一代科学家中,不记得是否还有别人像汤飞凡一样直接参战。即便汤飞凡在1937年后一事无成,以他火线救护之举,足以算得上英雄了。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虽然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汤飞凡已无心研究。此时接英国通知,要求准备撤往英国。对汤飞凡来说,到英国继续工作是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

还是颜福庆,又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

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属。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正在自惭无为、于无奈中打算再一次去国的汤飞凡接信后精神为之一振。当即辞去月薪六百两银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职务,携家眷返乡。

颜福庆的这封信,使科学界少了一位巴斯德,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在国难当头时,许多中国人没有选择,他们肩负保家卫国的担子,他们只能浴血沙场,用大刀步枪以及自己的生命与日寇搏斗。有些中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忍辱偷生,做汉奸当亡国奴,要么挺身而出,随时准备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热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站着死,像那些英勇不屈的将士和那些“生在湖南、死在山东” 的学生,以及那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的青年。还有些人像汤飞凡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出国而不必当亡国奴,何况他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继续研究,何况他已经为抗战尽力了。

汤飞凡像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作出了选择。汤飞凡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有一点: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中央防疫处始建于1919年,因为东三省鼠疫流行,北洋政府决定在北平设中央防疫处,制备血清、疫苗以及指导全国防疫工作。

1935年奉命迁南京,北平总处改为北平制造所。1936年正式迁往南京,尚未来得及修建新址,战争爆发。中央防疫处再迁长沙。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如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二十来位,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原本不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能制备狂犬疫苗。日常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一半职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

汤飞凡的到来,使防疫处的工作恢复正常,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献身中国卫生防疫的手下。

陈宗贤回长沙后,两人开始防疫处重建工作。可是此时武汉告急,政府已迁重庆,根本无力顾及建设卫生防疫机构,只是命令防疫处迁移。往哪里迁?陈宗贤主张迁往重庆,汤飞凡认为重庆过于拥挤而且交通不便,建议迁往昆明,便于同外界联系。两人争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

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人选未定,主意无人愿拿。汤飞凡与陈宗贤都是牛脾气,扬言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就辞职,重庆因此出现一场小小的风波。已任防疫处长九年之久的陈宗贤在政府内人脉甚广,在卫生届也甚有人缘,相比之下汤飞凡只是上海一书生。可是汤飞凡有陈宗贤没有的背景,除了原任卫生署长颜福庆是他的老师外,内政部长何键是他的岳父,这在官场已经足够了。

卫生署的决定公布了,陈宗贤调离,汤飞凡接任防疫处长,防疫处迁昆明,卫生界一片议论。时人之议也好,千夫所指也罢,历史证明汤飞凡的选择是明智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官场任人唯亲的传统这一次的结果不是昏庸和灾难,而是绿洲──生命的绿洲。

邮票上的汤飞凡

五、生命的绿洲

新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回到长沙,带来了卫生署的命令,政府财政困难,没有搬迁费。要求一切自筹,员工除北平旧人外一律就地遣散,仪器装备就地处理以节省运输费。

汤飞凡觉得,到昆明再从头开始,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生产。他心里隐隐约约感到,尽快恢复防疫处的日常工作至关重要。宣布了卫生署的决定后,他声明不照办。愿意去昆明共赴国难的一道去,必需设备装车运往昆明。

汤飞凡是个说干就干的急脾气,一改政府机关的拖拉作风,雷厉风行地在短短几天内卖掉了从北平带来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筹集了两千大洋,除了几件一时运不走的大件设备留在长沙外,其余设备装车出发。中国这支小得可伶的国家防疫队伍,押运着那为数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设备,跋涉到了昆明。

汤飞凡的急脾气挽救了中国防疫事业。防疫处离开长沙两星期后,日军逼近长沙,国军焦土抗战,是为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长沙成了鬼域,防疫处的房舍全毁,所留仪器也只剩了一个旧锅炉。殿后的两名职工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这台锅炉运到昆明。就是这台劫后余生的锅炉,日后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昆明成了大后方,许多机构迁到昆明,防疫处不过是个小衙门,汤飞凡怀里的三百银元,就是防疫处的全部资产。可是汤飞凡怀里还有几件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岳父何键知道他此去困难重重,特意写给云南政要的几封信。正是这千金难买的几封信,使防疫处在昆明借到了房舍,从银行贷到了款,于1939年初开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几种简单的菌苗疫苗和诊断试剂,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

但汤飞凡决不就此满足,他下一个任务是尽快建立防疫处的新址。日军的轰炸使他下定决心火速在郊区兴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块地方,不料被地方恶霸把持,先是不给,后来在高官的协调之下松了口,以为读书人好欺负,狮子大开口高出市价十倍。汤飞凡牛劲上来,搬动了云南王龙云,硬是以市价的五分之一要下了这块地。

地有了,可是没钱,汤飞凡三上重庆,卫生署还是无钱可拨。就在汤飞凡无计可施之际,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倒空卖空,就是迄今仍被人广泛用来盗窃国有资产的手法。他以所谓防疫处全部资产做抵押,从惠滇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借现金贷款,拆东墙补西墙加上透支。汤飞凡冒着随时被关进监狱的风险,于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处新址。

新址虽然没有日寇的轰炸,可是远离市区,防疫处首先要做的是安排好职工生活。处里设医疗室,从汤飞凡起,所有医学院毕业生轮流值班,小的内外科均能自己动手,而且还能接生,汤飞凡的独子就出生在这里。所内还办子弟小学。

随着昆明人口的日益增加,物价飞涨,职工的日子越发艰难。所幸汤飞凡所选新址有的是地,防疫处借本钱给职工,在汤夫人的带领下,养猪养鸡、种菜种花,除了自己用,每周日防疫处安排一条小船,满载自力更生的产品,到昆明市场销售。职工们在战乱中能安居,防疫处的业务得以恢复。

在汤飞凡之前,防疫处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疫苗和血清,汤飞凡认为,防疫处不能只生产不研究,而且在抗战时,中国已经没有一个机构进行微生物研究,防疫处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出于这个目的,汤飞凡广泛罗织人才。到1942年,防疫处发展到近百人,其中大学毕业生十五人,这批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经过汤飞凡的调教,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骨干。

绿洲建好了,汤飞凡开始实现他早在长沙时为防疫处绘画的蓝图。汤飞凡心中的防疫处,应该象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New York State health Laboratories),着眼于控制传染病,他貌7b为中国应该有同样的中央机构。然而在中国,疫苗、血清的供应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除防疫处外,许多私人办的实验室也在生产。由于利润高制造容易,大家蜂拥而上,大多数产品质量很差,事故频繁而无人过问。即便是中央防疫处本身的水平也不高。

汤飞凡完全改造旧的结构,设立了检定室,对所有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控制;设立培养基和消毒室,统一供应实验用培养基和消毒器材;设立动物室,并分设菌苗、疫苗和血清室。此外,参考国外,汤飞凡建立了技术管理制度。在产品上,停止生产无效或副作用大的老产品,增加当时防疫需要的新产品,改进了各种菌种。经过一段时间,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平。正是因为这次整顿,为日后支持盟军滇湎作战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业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于昆明西山。

在防疫处各项工作进入正轨时,汤飞凡的下一个目标是生产国产青霉素。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自弗莱明发现后,1941年研究出了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以临床应用。虽然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于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知道,可是前方的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后方的民众因为疾病流行而丧生。在汤飞凡心中,有些事终归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著。终于有一天,技正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三十株,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

一只普普通通的旧皮鞋,穿在普普通通的人的脚上,做着不普通的事业。

六、中国不亡

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进行生产工艺的研制。一个步骤是一段艰辛的故事,一个步骤是一段奋斗的历程,终于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国人因为它度过难关。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科学(Nature) 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霉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

多少年后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实际上是抗战时期中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写照。这些勇于担当责任的中国防疫勇士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作出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中发现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种过牛痘苗但未发痘,因此怀疑是牛痘苗失效。当时盟军所用疫苗均运自英美,唯独牛痘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痘苗失去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对中国用的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于是用印度苗与中国苗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中国苗比印度苗毒力稳定,而且发痘率高。

盟军因此注意到远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派专人考察,给予防疫处很高的评价。防疫处不仅产品质量获得国际好评,而且实验室的技术水平也得到承认。防疫处检定室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改由防疫处供应。

中央防疫处的任务和责任骤然加重,不仅要生产高质量的疫苗和血清,供给在滇湎泰作战的盟军,还要及时发现诊断该地区的传染病,并且尽快制备防疫用品,事关盟军的战斗力。此外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还要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甚至支援陕甘宁边区。

正是由于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以狂犬疫苗为例,国外的疫苗接种后有万分之一到三千分之一出现严重反应,其中四分之一死亡。使用了中央防疫处用中国天坛株制备的狂犬疫苗的盟军,没有发生一起意外。

云南一向流行斑疹伤寒,对在缅甸和泰国边境的盟军也是一种威胁。中央防疫处于1943年制成了中国最早的斑疹伤寒,并用于盟军免疫。

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中发生了一种“不明热”的流行,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组织了一个以哈佛大学专家为主的斑疹伤寒考察团对此进行调查,但一直未能搞清病因,只好求助于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

除了以上工作外,作为中国唯一的防疫机构,防疫处还有一项秘密任务:对付日寇细菌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每一个举措都事关重大。汤飞凡率领着那一小批防疫工作的先驱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日寇的阴谋。试验室如战场,疫情就是命令。有人前线流血,有人后方抗敌,安静的滇池关系着连天的烽火,昆明西郊那一百多人足顶十万甲兵。

1945年8月15日,汤飞凡拿起电话,对方驻昆明的美军军医。他们提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个想要通知的,是他们心目中一位真正的中国人。

胜利的消息在西山传开,胜利的喜悦和笑容在每一个防疫人脸上。汤飞凡宣布放假,当晚在家中小客厅举行酒会。大家尽情地狂欢。

小客厅装不下几百人,大家索性在湖边狂欢。而汤飞凡却离开人群,回到书房,默默的背诵起少年时记下的、令每一个湖南人读罢怒发冲冠、热血沸腾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七、再一次选择

抗战胜利了,防疫处要再一次搬迁。卫生署让汤飞凡在三个城市中选择:上海、南京或北平。南京是首都,但汤飞凡不喜好官场气息,而且昆明这几年的经验让他体会到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上海的繁华和纷乱让他却步,而北平的文化气氛和悠然的生活节奏使他下决心搬回北平防疫处原址。而且他知道,经过日本人的经营,天坛旧址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有极其完备的疫苗和血清制造设施,相当大的实验动物室,完全可以用于大规模的科研和生产。

此时的汤飞凡野心勃勃,憧憬着创建全国性防疫和生物制品系统,因此除昆明设分处外,在上海也设立了分处。可是等汤飞凡赶到北平天坛,大吃一惊。

在中国接收人员到达以前,日方在一周内破坏了全部设备,将器材用坦克压碎,菌种血清销毁,动物杀死后深埋地下,留给汤飞凡的是破烂不堪的、空荡荡四面漏风的几栋建筑物。抗战结束了,可汤飞凡心中的中日交锋还没有结束,怒火中烧的汤飞凡决定在这里建设一座更大更好的研究生产基地。

几年后,日本人所作所为的真正原因开始大白于天下。1949年初,汤飞凡的学生钟品仁来到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库,在满地的垃圾之中,发现了六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经过培养实验后,发现前五个试管是毒性鼠疫杆菌,另一支试管的毒性已经消失。这些由于日本人的疏忽而没有来得及毁灭的证据,证明日军在此进行长达七年的细菌战的研究,

汤飞凡这时才知道他的对手、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大本营原来就在中央防疫处旧址。日本人在这里研究策划细菌战的时候,一定不止一次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央防疫处这个令他们夜不能寐的名字,和汤飞凡这个令他们恨之入骨的中国人。

1995年,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到北京天坛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根据这些最新线索,花了两年时间收集采访,使日寇细菌战的研究真相大白。除了用俘虏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外,他们还发现1943年北平的大规模霍乱流行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他们用全北平人作他们的细菌实验对象,夺去了两千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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